当前位置：首页 > 祝桥历史 > 正文当前位置：首页 > 祝桥历史 > 正文你能相信吗？位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西侧的浦东新区祝桥镇，居然是距今约5800万年的江南古陆之地？这片古陆地曾诞生于距今约5亿年左右的寒武纪前。
滔滔的黄浦江，自西向东，浩荡奔入长江，正叙述着一段有关祝桥溯源的故事。
黄浦江是大上海水系中的主动脉，古称东江，由斜塘、圆泄泾和泖港三支合成，全长114公里。始见于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碑记，黄浦江其实是吴淞江南岸的一条支流。宋元时期，河面渐宽，并与上海浦合并。
上海浦是古上海河流名。原为吴淞江支流，南接大黄浦，北归吴淞江。宋朝后期因青龙江日益淤浅，船舶无法溯沪渎直上青龙镇，改从江浦合流处南碇于上海浦右，后没入黄浦江。北宋郏檀的《水利书》最早记载了此事。上海的地名也因上海浦而得名。
与上海浦对应，古上海河流中还有一条河叫下海浦。下海浦东流入黄浦，北通杨树浦。位处于今日苏州河以北的虹口地区，与上海县城隔吴淞江（今苏州河）相望。古时候曾修筑“下海庙”，在今提篮桥附近。早在清同治年间，下海浦已填没筑路，今无存。
黄浦江曾传说为春申君黄歇所凿，所以又称黄歇浦，实际上黄浦江是天然河道。但春申君凿河传说流传千年，上海别称“申”，也正是缘于此故。
与黄浦江息息相关的有一条大治河。大治河西起黄浦江，东至东海，全长39.5公里，横跨浦东南汇地区东西，也是南汇祝桥地区的水运要道。大治河于1977年开挖，次年便竣工。是南汇的水利中枢和内河航运要道。河道引水淡化南汇、奉贤和浦东新区三区土地盐碱度，分泄黄浦江水流入海。
在浦东地区还有一条与祝桥有关的著名河流，那就是浦东大运河。浦东大运河的前身可以说位于内捍海塘西侧的运盐河（俗称里护塘港，开挖于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南北向，全部流经祝桥地区，1961年冬，整治惠南至大团一段，1973年冬至74年春，对惠南至川沙段进行开挖疏浚。
从整体上说，浦东大运河在运盐河基础上裁弯取直，在祝桥地区基本形成两条并行河道，运盐河在东，大运河在西。
黄浦江主动脉曾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黄浦江儿女，这条主动脉也创造了一部上海的繁荣发展史。宛如一条金色锦带的黄浦江把整个上海市区一分为二，但是在流逝的岁月中，一水之隔，却使浦西和浦东两岸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繁华的浦西早已崛起，成为东方著名的国际大都市；沉寂的浦东却沉睡了千年，在世界版图上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浦东的开发开放，瞬间便使全世界的目光一下子注视到这片热土之上。于是关于浦东的起源、浦东的历史、浦东的经济文化、浦东的崛起和灿烂的明天……已成了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最诱人的话题。浦东南汇则又成为21世纪中国海洋经济发展带的焦点。
你了解浦东吗？浦东的开发开放，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国际化的浦东新区。说起浦东，如今无人不知。但真正的浦东却被浓缩为浦东新区，这是一个误解。浦东新区只是浦东的一部分，是由原川沙县、黄浦区和南市区的部分区城组合而成。随着上海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推进，一个大浦东地块的概念正在被重新提起。滔滔黄浦江，将上海地区分隔成浦西和浦东两个部分。“浦东”作为一个区域，其名称在明代中叶以后就已有记载。嘉靖、万历两朝《上海县志》都记有：“由闸港而下，若盐铁塘，沈庄塘，若周浦，若三林塘，若杨淄溇，此为浦东之水也。”到了清代，“浦东”名称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如康熙年间《上海县志》载有“已上（各桥）在二十四保，俱浦东诸桥”。雍正《分建南汇县志》曾说：“浦东鸡，产浦东者，大有‘九斤黄’、‘黑十二’之名”等。
不过“浦东”所指地域范围非常广阔，同时由于所在地区的行政区划经常有变动，因此它在历史上，渐渐就有了广义狭义两种区别。在广义上，它泛指黄浦江以东的大片地区。在狭义上，不同的历史时期，它所包括的范围也就不同了。
明朝初年，范家浜开浚和黄浦江水系基本形成以后，“浦东”的含义只包括上海县高昌乡、长人乡管辖的浦东中、南部，还有嘉定县高桥乡所管辖的浦东北部。到了清代雍正初年，“浦东”广义上只是指上海县、南汇县、宝山县和川沙厅在黄浦江以东的地区。狭义上仍指上海县在黄浦东岸高昌乡的22、23、24保和长人乡的21保等地。
上海开埠以后，浦东沿江地区发生了变化，进入了城市化过程。这时的“浦东”，也就特指这个逐渐兴起的沿江狭长地带了。1958年8月，曾建制浦东县，浦东县东接川沙县，南领上海县，西临黄浦江，北靠长江口，面积达158.85平方公里。据1959年统计数据，人口约有52万。1961年时，浦东县被撤销。
1990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的开发、开放，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浦东新区的范围是指黄浦江以东、长江口西南、川杨河以北，紧靠市区的一块面积约350平方公里的三角形地区，大部分地区都在距现市中心15公里的半径之内，其中有人口110万。
根据近代地质考查及文物发掘资料，浦东塘桥以西，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经成陆；严桥到洋泾一带，有唐代居民集市；高桥地区，宋代墓葬屡有发现。而筑于唐、宋、明、清各个时期的海塘，一道道地纵贯全境，宋代海溏自北向南，贯穿了顾路、龚路、川沙、祝桥、南汇、大团、奉城、柘林，反映了浦东自然成长的历史过程，祝桥在宋代海塘位居中心地段。
溯源大浦东，将为你展开一个神奇的世界。如果你是一个浦东人，那你一定会为浦东辉煌的过去而自豪；如果你是一个新浦东的开发者，那你一定会为有幸参与大浦东工程建设而骄傲。
在大浦东开发建设的乐章中，有一个曾被人遗忘而忽略的城镇，正在悄悄崛起，这就是祝桥。
祝桥正在轻轻地撩起自己历经五亿年的江南古陆面纱。
早在远古时期，由于地壳运动的时升时降，加以江河泥沙的冲积，构成了祝桥地区的复杂地质。据地下钻探资料得知，祝桥地区的沉积物埋藏深度达150米~200米以上，组成了该层的物质有砾石、粗砂、细沙与粘土，按一个个的层次交替沉积。在祝桥地区疏松的沉积物下，发现有矿化灰岩、花岗岩、石灰岩和石英岩。这些发现给祝桥地区的形成，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原来，距今约5亿年左右的寒武纪前，祝桥地区是一片陆地，被地质学家们称为“江南古陆”。
这片江南古陆，大约从5800万的新生代开始，随着地壳运动的不断下降，渐渐流入大海之中。
处于江南古陆的祝桥地区化为大海之后，怎么又突然冒出海面再次成为陆地呢？揭开谜底，只要从海塘的修筑年代推知便晓。
根据成书于北宋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的《郏檀图经读记》记载，上海浦东的海岸线还处于高桥、横沔、奉城东一线。由此可以知道，那时候的祝桥地区还是汪洋一片。
相对有着5亿年历史的江南古陆而言，祝桥地区还是一片年轻的土地。浦东大部分地区的成陆时间，大概只有一千三四百年，而位于南汇区与浦东新区交界最东端的祝桥地区应有千年的成长史。
在这古时期的江海交汇处，汹涌的海浪总会把靠近海边的泥沙、介壳类动物的残骸，不断地冲上海滩。岁月流逝，这些被海浪冲上海滩的泥沙和介壳类动物残骸，就渐渐地堆积成自然的泥沙堤。这种泥沙堤看上去就像山丘的冈阜。这些泥沙堤在海滨形成了一道阻挡海水的自然屏障，起到了保护沿海居民生命财产的作用。泥沙堤也称为古冈身。
古冈身，在上海及其邻近的江苏省地区有好几处。如起始于江苏省常熟市的福山，中间经过太仓县，最后到达上海市嘉定的古冈身。在吴淞江以北也有七条冈身；在吴淞江以南，则有三条冈身。这些冈身都是不同时期海岸线的遗迹。那时候，冈身以西已经成为陆地，而冈身以东还是海面或是潮来时为海水淹没的浅海，潮退时为沿海滩涂。南北朝时期的浦东还完全处于海面之下。
公元4世纪以后，随着长江从上游夹带来的泥沙，在江海交汇的地方被海浪冲顶而加速沉降，沉积下来的泥沙不断增加滩地的面积，也就自然地推动海岸线向外延伸。同时，沿海的居民为了生存与发展，也不断地在海滩上筑堤，与海争地，使海岸线朝东慢慢地推移。
古冈身曾沿着严桥、周康、下沙形成泥沙堤；而后又东移到外高桥、川沙城厢镇、祝桥镇、惠南镇一线。因此，海滩的成陆，既是自然力的创造，也是人力的创造。
从公元4世纪到10世纪的六百年间，上海地区的海岸线向东已经推进了约20公里。可以这样说，唐代初期在这条线内的地方已经成陆了。浦东的部分地区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形成开的，而且还出现了早期的移民村落。祝桥西部区域的形成距今已近千年。
在浦东新区东方路附近曾发现过一个唐代的村落遗址。这是浦东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人类遗址，被称作严桥遗址。据考古专家所说，这是一个唐、宋村落遗址。这里原有一条东西流向的南张家浜河。1975年11月25日开河时发现了这一遗址，出土的文物有大量的唐代器物。这些器物中有器口内外施茶绿色釉的瓷碗；越窑青釉、黑褐釉瓷壶；黑衣灰陶缸；青釉瓷罐和黄釉瓷盆的残片。还有石锤、陶纷轮、牛头骨骨料等。同时出土的还有宋代的陶瓶、瓷瓶、瓷盏、瓷盘等残器，并发现了两座砖砌的宋代水井。
严桥遗址的发现，说明了浦东地区早在唐代已开始成陆，并有人居住。
祝桥的成陆，则和海塘的修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修筑内捍海塘的记载，可以得知行前桥、倪家石桥、祝桥集镇一线早在公元830年前已成陆；而位于祝桥镇最西端的夹项、杨家浜一线的成陆时间，应该早于12世纪初。
祝桥镇则是西邻浦东国际机场最近的地方。这一带属于祝桥鲍家庙地区。
从初筑于明成化八年（1472年）的外捍海塘（即钦公塘）前身的小套圩推断，鲍家庙及向南沿拓的唐家行、马家宅一线，成陆于15世纪60年代~70年代前。
从圩塘、彭公塘、李公塘的修筑史实，现祝桥潘家泓南北一线，成陆于17世纪30年代前，而外潘家泓一线（即今日浦东国际机场所在地区）只有100多年的成陆历史。
祝桥镇西自杨家浜、东至李公塘（现人民塘）一线，自西而东，渐渐变成陆地。事实上，祝桥地区形成陆地的时间必然会早于筑塘的时间。内捍海塘修筑于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据《宋史》记载，此时原“捍海堰废且百年”。因此按照筑塘的时间推断，潘泓沙坎一带形成陆地，仅250年的历史。
根据陆地发育史与水动力差异，上海地区可划分为淀泖低地、碟缘高地和河口沙洲。祝桥镇地处碟缘高地的东部，与青浦、松江、闵行区相比较，地势稍高。以吴淞基准面起算，祝桥地面高程在3.7米~4.7米之间，高出黄浦江沿岸0.5米~1.5米，黄浦江沿岸为3.24米。祝桥镇在钦公塘两侧地势较高，也就是现在的祝桥临空工业园区和祝桥新镇建设地块范围，约为4米~5米，而东西片较低，彭公塘以东（浦东国际机场），仅为3.5米~4米。由于地面高程相差不超过1米，所以祝桥地区地势平坦。
长江水入海后，水势渐缓，泥沙沉积愈多，所以海岸线向东南斜出，形成犁铧状。祝桥地区自然地貌受人类活动的修饰、改造，具有海塘、河道、沟渠等极为显著的人为地表特征。海塘等水利设施大大减弱了海潮、波浪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江海摆动的范围。
按照筑塘推算，潘泓沙坎一带仅有250年历史，但是按照土壤资料分析，这一带应该有500年至600年的历史。祝桥镇的土壤是泥沙受海潮顶托渐次沉积而形成的，属于江海相类型。土壤普查时发现的螺蛳壳、贝壳等侵入体即可佐证。因此，这一带的成陆实际年代应当相应推前。祝桥镇西部成陆年代当在1000年以上，而东部则有一二百年。祝桥镇渐次成陆，百姓逐渐移居。
明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乔镗为防倭寇入侵，于内捍海塘东侧督工开挖御寇河，河上架竹为桥，今“祝桥”之名，也就是取“竹”的谐音。
明隆庆二年（1568年），松江府佥事郑元韶到沿海清丈土地，划界设团，当年的竹桥地区划为五团，位于松江府上海县长人乡东侧，团下设灶，属下砂盐场管辖，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团以下改为甲的建置。清宣统三年（1911年），祝桥地区成立五团乡自治公所，标志行政设置的正式建立。以后行政区屡有变动。
2003年5月8日，撤销原祝桥镇、盐仓镇、东海镇建制，建立新的祝桥镇，现朝阳农场也划入祝桥境内。如今，南汇区已并入浦东新区，江南古陆复出海面千年之后，祝桥便以新的面貌、新的飞跃，载入史册。
上海简称为“沪”，似乎无人不晓。
然刨根究底，知“沪”之简称来历者不多；由竹桥簖篱寻源“沪”之根者更为鲜见。
祝桥地区濒临东海，海域辽阔，海产丰富；内河河道纵横，水网密布，盛产鱼、虾、蚌、螺等，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历来乡人都擅长捕捞。一般家里人都有多种捕渔工具，如簖篱、撩网、麦钓、小夹网、拦网、扛网、三角网等。
据记载，上海郊区捕网多样，“有挂网、有塘网、偏网、扛网、丝网。编竹断港曰簖。不出水者为横帘。”可见簖篱乃一种捕鱼工具，常设置于河港之中。
祝桥多河港，如至今犹存的就有四灶港、五灶港、六灶港、潘家泓港、张家路港、薛家泓港、马家路港、大沙路港和白龙港、焙灶港、长沟河等。港多，簖篱捕渔者自然更多。
据《南汇县续志•风俗》载：“捕渔之法，有张网于海水浅处，鱼随潮而至而捕之者，曰插网鲜。设滚钩于海水稍深处，使鱼遇钩而捕之者，曰钩子鲜。”而现在，还有许多祝桥人在农忙闲时还用这种简单实用的方法捕捉些虾类、杂鱼。在白龙港、在潘家泓港、在东海广阔的滩涂上，在水网密布的农家小河边，到处还能见到这些被称为“沪簖”、“插网鲜”的捕鱼工具。
而今，大上海早已退去了历史的年轮，成为一个繁华的东方国际大都市。过去的河港消失了，遍插“沪簖”的景象不见了踪影。即使在市郊，大部分地方也今非昔比，高楼林立，公路四通八达。如今，要想欣赏自然河港的簖篱倩影景色已成为一种奢侈的梦境。惟有祝桥，最后保留了上海的簖篱捕渔史，保留了大上海的沪根寻源梦。
走近祝桥，簖影迷人。祝桥临海，云彩格外绚丽，深邃的蓝天飘着朵朵白云，空气清新。你总会看到长长的簖影在水面上不时晃动，漾起层层涟漪，簖影留下满是幸福的憧憬。
“簖”即“沪”。“沪”原是江南沿海渔人的一种捕鱼工具。历代文人对簖篱都别有情钟，咏之者甚多。唐代有个诗人，叫陆龟蒙的，科举不第，遂还乡松江甫里（今江苏吴县甪直镇），过起了饮茶作诗、农耕鱼猎的隐居生活。陆龟蒙既当得渔夫又会学术，著述很多，曾写就了《渔具诗十五首并序》，其中一首诗，便是《沪》。沪为何物，序中说得非常明白：“列竹于海澨曰沪，吴之沪渎是也。”
陆龟蒙又加注说“沪，吴人今谓之簖”。
簖篱，亦即用绳子编的竹竿联成排，插在滩涂上，潮来时尽没于水，潮退后，水去鱼留，渔人就可以轻易地把鱼捕获。什么谓“渎”，古时称呈喇叭形向外扩张的水道为“渎”。而当时吴淞口处正是喇叭形的海湾，可知那里是由来已久的渔捞作业区。唐另一位著名诗人皮日休《吴中苦雨》也说：“全吴临巨溟，百里到沪渎，海物竞骈罗，水怪争渗漉。”可见当时捕渔业采用簖篱捕渔的广泛作业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人们便把到处插有“沪篱”的、又被称作为“渎”的这一带称为“沪渎”。“沪”也就成了今日上海的简称。
“沪”是上海的简称，但上海还有一个别称，称作为“申”。在远古时期，上海滩是一片汪洋大海。后由淤泥沙沉积逐渐变成了沙滩，最后成了一块新生陆地。大约在六千年前，现在的上海西部即已成陆，东部地区成陆也有两千年之久。相传春秋战国时期，上海曾经是楚国春申君的封邑，故上海由此而有了另一个别称为“申”。
上海因簖篱而简称为沪，以“申”又作别称，但上海还有一个别称叫“海上”却鲜为人知。其实上海“海上”这个别称在清末、民国初期时还很流行。尤其是文人骚客，在他们的著作中、雅号中常常用到这个称号。如《申报》主笔蔡尔康就自号“海上蔡子”，另一位《申报》主笔黄式权则自号“海上梦畹生”。素有“上海通”之称的著名学者孙玉声的别号就叫“海上漱石生”。
当时上海有一个近百名著名画家组成的书画家团体，很有点名气，就叫“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很显然，这里的“海上”就是上海。当时上海还有许多以“海上”命名的杂志和著作，如《海上画林》、《海上花列传》、《海上文坛》。人们还称上海画派为“海上画派”。
关于上海“海上”这个别称，早在明代的《弘治县志》上就有记载：“上海县称上洋、海上。”至于上海为什么有“海上”这个别称，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上海这个地方本是一片汪洋大海，上海这个城市就是建在海上的，故有此称。
溯源上海地名来历，最早应追溯到春秋时期，吴王曾在上海地区建了一个馆室，取名“华亭”。战国时，这里是楚国贵族黄歇的封地。三国时，东吴孙权在这里建起了水师基地，那时这里还是一个无名的小村落。到了唐朝，当时的吴郡（今苏州）太守赵居贞上奏，割昆山南境、嘉兴东境和海盐北境设置华亭县（即今上海松江区）。那个无名小村落也有了华亭海的名称。这应是上海最早的名称。到了宋朝，这里的经济得到发展，成了国内外贸易的集散地。南宋咸淳元年即公元1265年，开始在这里建镇。
那时，吴凇江，即今苏州河，南岸有两条支流，一条称上海浦，一条称下海浦。建镇的治所在上海浦附近，故取镇名为上海镇。这就是上海地名的来历。
元朝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即1292年，设上海县。1927年改为上海特别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为中央直辖市。
沧海桑田，岁月如流。不管上海地名如何演变，但“沪”之简称早已闻名世界。由“沪”及思“簖”，簖之魅，当辉煌永远。
上海南汇祝桥原称为“五团乡”，说起“五团”名称之来历，其实就是一部南汇“引海煮盐史”。南汇引海煮盐历史悠久，话还得从宋元说起。
蒙古族兴起时，结束了宋金对峙的局面，它先后攻灭了西夏、金和大理，于忽比烈至元十一年（1271年）建国号曰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最后灭宋，统一中国。
早在至元十四年（1277年）时，蒙古攻掠江南，已攻两浙路嘉兴府为嘉兴路。按当时一县有万户者得升为州的条例，华亭户达二十三万，遂立为府，次年又改松江府，隶嘉兴路，仍领华亭一县。唐初露出水面的今崇明沙洲，“宋代建炎间有昇州句容县姚、刘姓者，因避兵于沙上，其后稍有人居焉，遂称姚刘沙”。嘉定间置盐场，属滩东制司。元至元十四年亦升为崇明州，隶扬州路。元贞二年（1296年），嘉定县居民在五万户以上，升为中等州，隶平江路。
元朝统治者在北方大量掠夺土地，摧残农业生产，“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又强占民户产业，人为奴婢，“大都、上都有马市、牛市、羊市，亦有人市，使人畜平等”。
元政府对各族人民进行种种摧残压迫，据《元史•食货志》的记载，天下岁入粮数总计一千二百十一万四千七百八石，而江浙省竟荒唐地占到137%。当时，盐场是上海重要的产业之一。
我国盐业生产始于汉代。《史记•吴王濞列传》：“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铸钱，煮海水为盐”。今嘉定县境与冈身平行的盐铁塘，据说即是吴王濞运盐之用。唐时华亭有徐浦盐场，隶嘉兴盐监。到宋代，盐业更为繁荣，上海隶秀州盐场。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年），华亭设立盐监。乾道、淳熙年间（1165—1189年），华亭的下沙（注：古时又称“下砂”，常混用“下沙”，为阅读方便，本书均改称“下沙”）、青村、袁浦、浦东、横浦五个盐场，年产盐3240万斤；至元代，年产盐仍在2900万斤上下。明代增设下沙、二、三盐场。每场领三团。此时近海三十里为盐区，三十里外称水乡，官方计丁授荡。
据嘉靖《上海县志》记载，其时下沙盐场灶户有7561丁，共有荡田3050顷，产盐年达42248引。由于长江主流出水口的不断南移，海水逐渐淡化。
明末清初，浦东产盐开始衰落，三场已不产盐。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裁下沙三场并入二场。雍正二年（1724年）裁下沙二场，归下沙头场兼理。七年复设下沙二场。裁浦东场归并横浦场。乾隆五年折曹娥场为金山场。复设浦东场，添设崇明场。又复设下沙三场，并为下沙二三场。到道光年间，一场盐灶全部废除。之后此一带虽还设有盐务场署，主要是为了收取赋税。民国元年，并浦东、横浦为两浦场，并下沙及下沙二三场，为下沙场。又裁曹娥并入金山。
民国五年裁下沙场。民国二十年，金山并入三江，裁青村两浦并入袁浦，又废崇明场。袁浦一场，归松江运副管辖。灶丁摊晒盐场，十分艰苦。旧志谓：“朝往暮归，洹寒时，海飚迅烈，头面皲烈；酷暑聚煎炼，火气薰烁，立赤日中，反觉清凉。掘地得水，掬地得水，掬饮辄尽。”沿海妇女皆摊晒盐场，耐饥寒，健者行百余里，无业者赖以给衣食。里谚：“五墩十家村，娘子养男人”。
据史料记载统计：宋至道中秀州场年产一千零四十万斤，经过约一百八十年，乾道淳熙间华亭五场年产达三千八百四十万斤，以后降落到二千一百万斤的水平。元代至元十四年设两浙运司；至顺元年时定额一亿九千二百万斤，华亭五场定额六千二百四十完斤，实产二千九百九十六万七千二百斤。统治阶级视盐产为“其利最广”，主管者“虚抬盐额”，“以次谀罔朝廷”，用心甚酷。由于历年增加盐价，到至大四年，每引（四百斤）竟售中统钞一百贯，合二百五十文一斤，比唐宋时期的最贵盐价，高出四倍。而“官豪商贾，乘时射利，积塌待价，又取五百文一斤；市间店肆又缴三分之利。故民持一贯之钞，得盐一斤，贱亦不下八百。濒海小民，犹且食淡，深山穷谷，无盐可知”。
统治阶级取利如此，而生产者怎样呢？这些煮盐灶户，全由朝廷勒拨汉族民户交主管机关充当，行动全无自由，劳动形成奴隶，所给“工本”，常不能维持其生存。《元史.食货志》卷四十三称，延祐七年浙西十一场，正盐每引给工本钞二十两。盐运司规定，“每银一锭，淮盐课四十锭”，所谓钞二十两，也就是白银五钱，合中统钞五贯（至元二十四年起，白银一两合至元钞二贯，至元钞一贯合中统钞五贯）。那么照上例折合，每斤盐的工本钞只有十二文，相当于官定售价的二十分之一。
引海煮盐的生产过程大致是这样的：首先造好团舍，归并灶座，或三灶或两灶合为一团。团内筑池凿井，盛贮滷水；井上须盖屋面以防下雨，不致冲淡。起盖灶舍，方向要朝东南，适应夏季的季候风，不致烟熏火燎。团内还有便仓，以利储盐待运。团舍之外，再开辟相当面积的摊场，开河通海，筑坝筑堰，调节水量。每遇大汛，须风雨不移地彻夜守候，防止潮水涌进，淹没摊场；也防止水少，耽误摊晒这一道工序。
阴历五、六、七、八月间，天气酷热，虽大汛也不到岸，要用水车逐级接高，车戽咸潮进港。摊场经过咸潮浸灌，这种经过咸潮的泥土称作“灰”，每天由丁工老幼男女，分布场上，扒扫摊晒，灰取匀；一面在上风筛水，防止吹散。然后扫聚成堆，再用咸水浇淋，用脚踏实，经过竹管道，打滷入团。再经过几道工序，最后举火烹炼。制成的食盐，“粒细色洁”，称为“团盐”。
盐丁的劳动比一般农业劳动还要艰苦。元统中天台人陈椿为下砂场盐司，因前任提干守仁、守义兄弟命工所绘《熬波图》补成图说。根据他的生动描写，如“担灰摊晒”这一环节说，“夏日苦热，赤日行天，则汗血淋漓；严冬朔风，则履霜蹑冰，手足皱裂。”“男子妇人，若老若幼……悉登场灶，无敢闲惰”。特别是“灰取匀”时，“飞扬最怕海边风，不怕天边日头赤。”“一片灰场几经手，壮者肥者瘠。”即如陈椿那样地主阶级中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灰如命脉滷如血”，“盐是土人口下血”。盐乃煮美味佳肴之必备，身体健康之必需，离开盐周身会浮肿，气力毫无。古今中外，无人不晓。可古人制盐之艰辛，人们未必个个知晓。元统年间（1333~1335年），担任盐场副使的陈椿专著《熬波图》一书，
该书在详细介绍整个制盐过程的同时，还描述了盐民的困苦状况。他在《熬波图》一书的序言中说：“浙之西，华东东百里实为下沙。滨之海，枕黄浦，距大塘，襟带吴淞、扬子二江，直走东南皆斥卤这地，煮海作盐，其来尚矣”。
《熬波图》一书的写就，是陈椿对促进盐业生产的一大贡献，有人评价，说其价值几可与《天工开物》并论。他将煮盐技术分为八道工序，即筑摊场、摊灰、开河引潮、堆灰淋卤、运卤入团、上柈煮炼、捞撩晒盐、起运存库。并作图52幅（现存47幅）叙述盐场设置、盐民生活和制盐全过程，使后人知制盐方法，工役之劳。每幅题名为：
各团灶舍、筑垒围墙、起盖灶舍、团内便仓、裹筑灰淋、
筑垒池井、盖池井屋、开河通海、坝堰蓄水、就海引潮、
筑护海岸、车接海潮、疏浚潮沟、开辟摊场、车水耕平、
敲泥拾草、海潮浸灌、削土取平、棹水泼水、担灰摊晒、
莜灰取匀、筛水晒灰、扒扫聚灰、担灰入淋、淋灰取卤、
卤船盐船、打卤入船、担载运盐、打卤入团、樵斫柴薪、
束缚柴薪、砍斫柴生、塌车檑车、人车运柴、檑车运柴、
铁盘模样、铸造铁柈、砌柱承柈、排凑盘面、炼打草灰、
装泥柈缝、上卤煎盐、捞洒撩盐、干柈起盐、出扒生灰、
日收散盐、起运散盐。
每图还配以文字，并附诗一首。图、文、诗并茂。
食盐不可少，煮盐多辛苦。陈椿为人正直，对盐民极富同情心，这从《熬波图》的字里行间，一笔一画中得以充分反映。
高额的税收已压得盐民喘不过气来，而辛苦的劳作和困苦的生活更使盐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煎盐时，要长期受烟火熏灼，故盐丁失眠者较多，灶丁从15岁至60岁应役，既担负苦重徭役，又受总摧（封建老头）和盐商剥削，处于“灶下无尺草、瓮中无料粟”的境地，在被逼无奈、民不聊生之下，不少盐民被迫出逃。
当时在盐民中流传着这样一首《盐民十头歌》，歌里唱道：“前世勿修，住在海滩头，屁股（头）夹个竹头，东（场）头跑到西（场）头，豆腐干一样（大小）一条被头，盖着当中盖不了两头。吃饭用钵头，有了早饭没夜饭，青菜加草头，拌来拌去没吃头。有囡不嫁海滩头”。耳闻目睹盐民的苦难生活，陈椿在所著的《熬波图》序末愤然自题熬波图一诗：
钱塘江水限吴越，三十四场分两浙。
五十万引课重难，九千六百户优劣。
火伏上中下三则，煎运春夏秋九月。
程严赋足在恤民，盐是土人口中血。
其实制盐既是官办工业，“东海有大利，斯民不敢争”，所有生产者都是在“兵卫森军营”、“私鬻官有刑”的监督情形下进行生产的。所谓兵卫，就是蒙古或色目人的“北兵”，他们是团垒的守卫者；围墙坚实，“上置乳头，仿佛城池”，实际上是牢狱。而华亭分司往往“苦楚椎剥，致亭户（亭户即灶户）逃亡“。盐丁过的完全是非人的生活。
但官办盐场也不能做到完全独占。“本司地界，居江枕海，煎盐亭灶，散漫海隅。行盐之地，里河则与两淮邻接，海洋则与辽东相通。番舶往来，私盐出没，侵碍官课，虽有刑禁，难尽防御”。元初下沙土豪瞿霆发，先世是河南人，随宋南渡。霆发年二十六“挺身兵间，率众归附”，从此世为盐官。
瞿霆发官至提举上海市舶，又升两浙都转盐运司副使。这个转盐运司的衙门设在杭州，是个负责盐买卖和调运的衙门机构。
瞿霆发在当时是一个权力极大的官商，为正五品级。由于他手中的权力很大，盐商们都要巴结他，借此多销售点盐；官府少要巴结他，可以和他结成营私舞弊的统一战线。所以到延祐中时，瞿霆发自有田地已达二千七百余顷，并佃官田共及万顷，成为浙西第一号大地主。
瞿霆发是瞿氏家族中为官级别最高的，当两浙都转盐运司副使后不久，又被提升为正使，官至正四品。他管辖着当时浙江沿海及长江以南、江苏沿海的34个盐场，是当时元代全国盐场中盐产量最高、税收最多的盐产地。
瞿霆发因此受到了皇帝赏识。元皇庆元年（1312年），仁宗皇帝降旨召见瞿霆发。瞿霆发受宠若惊；打算启程赴京，不料急病身亡，未能接受仁宗皇帝的召见。
可叹的是，瞿霆发死后，其族人仍富甲天下。到了明朝时期，朱元璋登上皇位，恐瞿氏后人太富，而将瞿家后人满门抄斩。据传，仅有一人漏网在逃。
朱元璋执政后，为对付剩余元兵再犯中原，曾屯兵百万驻守中原近邻蒙古之地。军粮顿时成了大问题。为筹措军粮，明政府开禁令；用盐管专卖权换取粮食。这一政策给晋商带来了利好消息。山西、陕西一带的晋商利用地理优势条件，纷纷用粮去换取盐管专卖权，取得盐管专卖权后，则南下垄断了两淮盐权，苏北盐也发展迅猛。
晋商获利后遂开辟扬州，吃喝嫖赌，扬州成了娼地，歌舞升平，梦天酒醉。后有大臣建议皇上可用钱款代替粮食换取盐管专卖权，以增加国库储银。盐管专卖权的“倒卖”一扩大，首先受益的是徽商。当初县徽州一带虽然山青水秀，却不适宜耕作，男孩十一、二岁便四处流浪谋生。一些徽州人便流落到扬州求发展。其实，这些徽州人原是来自中原的贬官及后人，文化底蕴不错，机智聪颖。他们到达扬州后，遂看中了盐业厚利。
瞿霆发任盐司副使时，祝桥地区隶属松江府。祝桥频临东海，东海突发特潮汛，狂风暴雨将祝桥和整个浦东地区的盐场全部摧毁，受难盐民达近万人。瞿霆发倾尽全力救助，对遇难者施以棺木，并组织力量抢修盐田，重建盐灶，同时招回离乡逃荒的盐民，使他们在短时期内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不久，地方上又发生了蝗灾，他又发动捕蝗，减轻灾害，完成课税。为了感念上苍，并祈祷百姓安宁，瞿霆发与其兄瞿振发在新场镇北首建造了一座报恩忏院，后改名为永宁寺，即新场人常说的北山寺。
永宁教寺，又称北山寺，位于新场镇北首现新场村5组、沪南公路与新奉公路交汇处红绿灯向北约150米东侧。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瞿振发及弟霆发（新场盐场场长）割地建造，占地面积4.07公顷（60余亩），僧允恭开山名“报恩忏院”，元方回有记，赵松雪书并篆额。
元至元十六年（1297年），瞿霆发被皇上授予新场盐课大使。瞿为报恩而与兄建寺。据光绪《南汇县志》记载：在建寺挖土时，发现一具铁佛，有一尺余高。中峯和尚专为其记。明洪武中期（约1382年左右）改为“永宁教寺”。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正月，毁于倭寇，仅存残钟。后侍御宋贤舍建佛阁。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复募构大殿，修茸完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乡绅叶震隐又捐修。相传，在北山寺后有《笋山十景》之两景：“上方烟雨”和“仙洞丹霞”。
“上方烟雨”：北山寺后有上方山（实为坟墩），天变时远处眺望此山，一片苍茫烟雨景色。有说此山为唐将卜珍墓，亦说此山石根无底，绵亘甚广。
“仙洞丹霞”：北山寺后有一洞穴（御身洞），为麻姑仙现身处，其地清雅幽僻，而丹枫恶壁，月夕风晨，掩映如霞，故名。古人触景生情，
有诗云：“夜坐蒲团晓策筇，近听梵呗远闻钟。郎来莫怪迷幽径，时有丹霞洞口封”。
北山寺坐北朝南，寺后有两株古银杏。据清光绪《南汇县志》载：“银杏生石上，道光二十年春，树忽火，高数丈，群往视，见下有石穴，火气自穴出，灌水弥盛，历四五昼夜，始熄，而树依然葱翠。”
北山寺现已被毁，仅存寺后一株古银杏树。
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与瞿霆发交往甚密，常留驻瞿氏园，留下许多书画题词。瞿氏园占地20余公顷，建在下沙镇，被誉为“东南园林之最”。
徽商利用从歙县徽州经分健康（今南京）和临安（今杭州）的两条快捷便道，很快就揽起了盐业转运生意。盐业发展迅捷东移，推向近海的大浦东地块，奉贤、南汇、川沙（今浦东新区）、崇明，成了江南盐业的重要产地。
周庄巨商沈万三利用与张士德、张士诚的关系，就曾多次从事倒卖盐运业务，沈万三在周浦一带建有屋宇，现沈庄即为其后人所居之地。沈祝公路是沈庄连接祝桥的要道，曾是陆路运输通道。祝桥时为五团所辖之地。
明隆庆二年（1568年），松江府佥事郑元韶清丈土地时，建置分团编甲制，编造盐业户鱼鳞花名册。祝桥第一次有了“五团”之名。但祝桥虽有团灶机构，隶属于下沙盐场，但没有实际的行政建置。
清雍正四年（1726年），划出上海县长人乡和下沙盐场9个团，建立了南汇县，下沙盐场第二分场即设在四团，分场有盐的仓库乃称盐仓。被称为“五团”的祝桥地区隶属12等省松江府南汇县。
直到清宣统年间，清政府实行地方自治。宣统三年（1911年），五团乡自治公所正式成立，隶属于南汇县。
五团乡以下辖10甲，即：一甲（马家宅），二甲（在一甲北，钦公塘西），三甲（行前桥），四甲（长马家宅），五甲（瞿家庙），六甲（钱家庙），七甲（积骨塔、储家店），八甲（竹家桥），九甲（潘家泓、苏家路），十甲（鲍家宅、石家宅）。
民国初期，全乡行政区划未变。民国16年（1927年），全县实行区自治制。原五团乡分拆为16个乡、镇，即祝桥镇及行前、澜港、焙灶、凉亭、德荫、窑墩、三育、马路、凌路、薛泓、育才、潘泓、五九、储典、百祥15个乡，乡、镇以下设闾，闾以下为邻。民国23年（1934年），南汇县实行保甲制，原五团乡境域各小乡隶属第二区，除百祥乡、储典乡划归第三区外，其余14个乡合并为3个乡1个镇，原祝桥镇、行前乡、谰港乡、焙灶乡合并为祝桥镇；原凉亭乡、德荫乡、窑墩乡、三育乡合并为凉亭乡；原育才乡、潘泓乡、五九乡合并为育民乡；原马路乡、凌路乡、薛泓乡合并为亭东乡。
民国35年（1946年）2月，祝桥地区行政区划减少到1个乡（由育民乡、亭东乡合并为祝东乡）、1个镇（由祝桥镇、凉亭乡合并为祝桥镇）。民国36年（1947年）春，南汇县裁区并乡，全县58个乡、镇并为30个乡、镇。祝桥地区乃由祝东乡、祝桥镇合并为五团乡。五团乡以下设21保，后减为12保。1保：南界河以北，凌家路朝东到海边（今凌路村1组~3组以东及今东海镇的薛南村）；2保：钦公塘马家宅东、西（今凌路村西片和勤星村）；3保：唐家行港、薛家泓港以北，张家宅以东到海边（今亭中村1组~3组及东海镇的洪北村、海岸村）；4保：歇凉亭东、西（今亭中村4组~8组及三八地）；5保：张家路港以北，马路港南，东至海边，西到三联校黄家宅圈（今亭东村、马路村及金星村1组~4组）；6保：从三联校向西，经钦公塘瞿家庙头，到鸭滩涂为止（今金星村5组~17组，华星村及祝西村7组、8组）；7保：潘家泓港以北，北界河以南，东到海边，西到瞿家宅（今潘泓村、军民村及祝东村1组~5组）；8保：杨家新宅以西到川南奉公路一带（今祝东村6组~10组，明星村5组、10组、11组）；9保：川南奉公路以西至老护塘一带（今明星村1组~4组、9组、12组~17组）；10保：祝桥镇及其附近（今祝桥老街道、前进村、果园村）；11保：东至老护塘，西到杨家浜，南到小界沟，北到焙灶港（今祝西村）；12保：东至祝桥镇，西到夹项，南到焙灶港，北到六灶港（今星光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汇县人民政府为加强领导，重建区乡制。1949年11月，成立祝桥区。其下辖原四团、五团、六团、七团地域的21个小乡镇，区政府设于祝桥镇。其时，现祝桥镇境域有祝桥镇、祝西乡、祝东乡、凉亭乡、潘泓乡、新泓乡6个乡、镇。
1956年，全县各区实行并乡，现祝桥镇境域包括祝桥乡（由祝桥镇、祝西乡、驳岸乡合并）、凉亭乡（由凉亭乡、祝东乡合并）、潘泓乡（由潘泓乡与新泓乡的北4个村合并）和先进乡（由原先进乡与新泓乡南4个村合并）的北半部。
1957年9月，南汇县撤区并乡，原祝桥乡、凉亭乡、潘泓乡合并成新的祝桥乡（大乡），下辖祝桥一社至祝桥八社、金星一社、金星二社、勤星社、华星社、五星社、明星社、卫民社、光明社、星光社、前进社。
1958年9月，祝桥乡、盐仓乡境域成立东方红人民公社。是时，组织实行军事化，公社设团部，团以下设17个营、169个连。
1959年6月，东方红人民公社分拆为祝桥人民公社、盐仓人民公社。祝桥人民公社下设19个生产队。1962年，原生产队改称生产大队，大队以下为生产小队。同年3月，薛南、沙东（后改称海岸）、洪北生产大队划入新组建的东海人民公社。祝桥人民公社下辖亭东、马路、潘泓、小庙（后改称军民）、凌路、勤星、亭中、三八、金星、华星、祝东、明星、卫民、祝西、星光、前进16个大队（次年增果园大队）和1个街道。
1984年2月，政社分设，建立祝桥乡。原下属各生产大队设立村民委员会，祝桥街道改为祝桥街道居民委员会。1994年9月，撤乡建镇。由于集镇区域扩大，1998年3月增设第二居民委员会，原祝桥街道居民委员会改名第一居民委员会。沿海亭东村、马路村、潘泓村、军民村部分土地因建浦东国际机场被征用，居民迁入新建的东港花苑，祝桥镇增设东港花苑居民委员会。
2002年11月，星光村、前进村、果园村，合并为星光村；三八村、勤星村，合并为三八村；凌路村、亭中村合并为亭中村。2003年3月，华星村、祝东村合并为祝东村；沿海的亭东村、马路村、潘泓村、军民村合并建成机场村。至此，祝桥镇下辖机场、亭中、三八、金星、祝东、明星、卫民、祝西、星光9个行政村和3个居民委员会。
2003年5月，原盐仓镇、东海镇、祝桥镇建制撤销，组建新的祝桥镇。
五团乡境内的六灶港则也由此成为运盐的重要航运水道之一。
六灶港自祝桥镇向西，经六灶、瓦屑镇，西接咸塘港。自六灶港向南至焙灶港段为夹项，焙灶港再向南为杨家浜。焙灶港由运盐河张家庙西流，经猛将堂西至瓦屑五号桥巷。由六灶港秀聚桥（又称澜港桥）向南通达焙灶港的是澜港，而运盐河位于老护塘西侧，俗称里护塘港，疏浚于明永和元年（1403年），一直是南川水运要道，直至1973年挖通浦东运河后始废。
岁月如流，上海陆地继续向东伸延，唐代武德初年（618年）时，在长江入海口有东、西二沙洲露出水面，“渐积高广”，这就是今昔崇明岛的前身。约不迟于开元初年（713年），上海人民开始兴筑海塘以御咸潮。
海塘使新涨起土地在堆积到最高潮位以上后，就脱离了江、海的威胁。同时又迫使与江流俱来的泥沙更多更快地堆积在塘身以外，人为地加快了陆地扩展的速度。这条海塘的位置，史无明文记载。仅据《新唐书•地理志》盐官（县）条下所载：“有捍海塘提，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重筑。”今知盐官在海盐之南，尚不在今上海境内。据绍熙《云间志》的说明：“旧瀚海塘，西南抵海盐界，东北抵松江（吴松江）”。才可以推定，上海地区的瀚海塘，即是盐官海塘的东北延伸部分。
近年来，地质工作者发现南起今南汇县航头，北经下砂、周浦、川沙县北蔡、宝山县的江湾、月浦，迄于盛桥，有一条断续的地下砂带，应是古代塘岸的遗迹。这条砂带西距古冈身约三十公里，与冈身平行。砂带迤西，曾陆续出土过许多唐代或唐以前的器物，而在砂带内侧仅千余米的严桥公社张家河浜河道，上海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一处唐至宋代的村落遗址。显然可信，这条砂带正是上述开元海塘的遗迹。海岸形成应比筑塘为早，因此又可认为，唐代初期，今上海市区除了杨树浦东端和复兴岛那一小部分之外，绝大部分已涨出海面了。
随着海岸线的推进，吴松江入海口逐渐形成了完善的喇叭形海湾，或称三角港。三角港与江身有别，水域广阔。南朝梁简文帝《吴郡石像碑记》谓：“吴郡娄县界，松江（吴松江）之下，号曰沪渎。”北宋《吴郡图经继记》谓：“松江东泻海曰沪渎，亦曰沪海。”《元丰九域志》秀州条下则谓：“华亭……有金山、松陵江（吴松江）、华亭海。”这片特定的水域被称为“渎”是因为它属于河道下游而连接海洋的部分；又称为“海”，是因为水面宽广，略同海洋；至于“华亭海”，则显然是沪渎海合称即“沪渎海”音转。
唐代沪渎其西端在青龙镇，即今天的旧青浦。所谓“青龙镇瞰松江上，据沪渎之口”，三角港从这里向东张开，直达江湾、北蔡一带的海口。嘉庆《松江府志》谓：“吴松江唐时阔二十里”，虽未著所本，就三角港的外缘而言，是完全合理的。北宋水利家郏乔赞美它“深广可敌千浦”，更说明它有利于“海舶辐辏，风樯浪楫，朝夕上下”。这样，唐代海岸线即使介于江海之间的沪渎成为良港，而兴筑海塘，又免除了咸潮对耕地的危害，使农业生产基本上有了保障。这对上海开发史来说，堪称是一飞跃。
浦东地区的成陆除了自然力的作用外，其实还离不开海塘的修筑。古时祝桥人口稀少，筑塘工具落后，所以筑的塘（当时都是土塘）都在最高潮位内，据老年人讲，当时筑塘前先在滩边撇放袭糠，使袭糠随潮水汆到滩边，海塘则按袭糠线内部而筑，所以海塘都弯曲，如果违反这一规律，则海水必然冲毁土塘。
浦东海塘，它维系着千家万户的生命财产。因此，修筑海塘，历来成为当政者的要务。于是，也给浦东留下了一串串有关捍海塘、钦公塘、彭公塘、李公塘（人民塘）的故事，也留下了有关江苏巡抚林则徐、南汇首任知县钦琏和上海市长陈毅的筑塘史话。
北自吴松口至黄家湾的高桥海塘，在明朝永乐年间曾经筑“宝山”，但最后与“宝山城”一齐葬入海中。期间修筑的旧垒、外海塘、备塘等海塘，在历次大潮冲击下，也先后沦入海中。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开始兴筑自草庵到黄家湾的捍海塘，可是几次特大潮灾，又使捍海滩残损及半。从明洪武至清道光的四百多年中，台风海潮冲坍护塘40多次。
道光十五年（1835年）夏天，宝山海塘又遭海潮冲击，灾情十分严重。当时担任江苏省巡抚的林则徐心里十分焦急。他曾在6月16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况。那天晚上黑云四合，却没有阵雨，想来附近地区一定会出现暴雨。果然，当天晚上宝山陡起东北飓风，又遇上大朝汛，水势高起达数丈，天明风息时，沿海塘提多数被冲塌，有的土塘被穿缺1100余丈，残损440余丈，石塘冲裂6丈。林则徐一面命令宝山县立即抢险，一面四处筹借修海塘的经费。
林则徐率同司、道、州、县倡议捐廉并发动嘉定、上海贴近的邻县捐助。这种官办民助的方式，很快得到了各方面的援助，收到了捐银十三万余两。10月28日林则徐还专程从省城出发，一路水陆兼程，于30日黎明赶到浦东。之后，林则徐勘察了浦东宝山海塘的全线险要地方。他还亲自抓兴修海塘的组织管理，制订赏罚政策，塘工结构，以及筑塘要求和事后的保护措施。5月19日，林则徐还亲自到浦东宝山对海塘进行验收。7月23日，林则徐又发文告诫；海塘工程结尾时不得有任何疏忽。宝山海塘终于在道光十八年正月二十三日竣工。江苏巡抚林则徐亲自主修浦东宝山海塘一事，在浦东的历史上应有光辉的一笔，同时也在中国水利史上添了灿烂的一页。
在祝桥海塘修筑史上则有一位值得称道的杰出人物，那就是修筑钦公塘的首任南汇知县钦琏。钦公塘在浦东内捍海塘东，北起南跄口，南经合庆、蔡路、江镇、施湾、祝桥的马家宅，再经黄路，于四团五墩附近接内捍海塘。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海溢，冲破内捍海塘。万历十二年（1584年），始筑内捍海塘的预备塘，为外捍海塘即钦公塘前身。在清雍正三年，钦琏曾作为新科进士担任了南汇首任知县。
钦琏上任后尽心尽力地兴建学宫、兴建水利、开辟耕地，要求缓征课税等。他在视察了浦东外塘等地的险情后，几次上书雍正皇帝要求修筑海塘，但没有受到重视，反而因不合上意，在位9个月又被免职了。
钦琏免职后，在浦东南汇地区广泛收集资料，完成了南汇县第一部县志《分建南汇县志》。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7月16日黎明，外塘东北狂风大作，暴雨如注。午后，飓风呼啸。将近半夜，潮水终于冲破外塘，又冲过内塘20多里，内塘之东成了一片汪洋。特大灾情上报到朝廷，惊动了雍正皇帝。雍正皇帝着了慌，赶紧又任命钦琏为南汇知县，并要求他赶紧修筑外海塘。
钦琏赶到灾区，看到灾区一片凄凉，十分难过。他亲临工地，日夜不息地参与并指挥筑塘工程。浦东老百姓更是奋力争先，甚至老年妇女也都以衣服兜土来为筑塘工程效力。经过7个月的努力，巍然百里的海塘宣告竣工。浦东人民为了怀念钦琏知县，就将这条海塘叫做“钦公塘。”“钦公塘”南北串过祝桥中心地段，原祝桥外七墩、外八墩、钦公塘东西两侧，即现今开发建设的祝镇新镇区域。现今浦东新区蔡路镇附近还有一间老客堂，传说就是钦琏当年修塘歇足之处。穿越祝桥的川南公路上还有钦公祠、钦公庙等遗址。甚至还保留着钦琏亲笔书写的石刻标志。
位于祝桥境内的祝东有一条李公塘。李公塘曾与上海市长陈毅结下了不解之缘。李公塘起自川沙吴淞口，达奉贤新海，长110余公里。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海溢，南汇知县李超琼筹筑新塘，故取名“李公塘”。
1933年潮灾，南汇县长袁希洛修筑圩塘于李公塘塘址外，又称袁公塘。
1946年，在李公塘以西又筑随塘河。1949年5月间，上海接近解放，蒋军把浦东沿海的李公塘作为军事要塞，在塘身布雷挖壕，将土塘弄得千疮百孔，险象环生。
解放后不久的农历六月二十九日晚，六号台风正面袭击祝桥、老港地区，强劲的东北风又遭遇上天文高潮（潮位达5.18米），再加上暴雨，结果高桥海塘被冲破决口20余处，川沙、南汇海塘也被冲破决口50余处，祝桥等一带海塘决口之内，一片汪洋。
灾情发生后，上海市市长陈毅当即号召上海各界人民投入抗灾抢修海塘工程，并亲临抗灾第一线的决口进行勘察。一条新的李公塘终于抢筑加固成功了。陈毅市长建议将李公塘改命名为“人民塘。”
而今，人民塘巍巍百里，屹立在黄浦之东，东海与长江交汇段的前沿，抗御海潮能力基本上可达到百年一遇的高潮位加11~12级大风的侵袭。人民塘的中段即为祝桥所辖区内。
从捍海塘到钦公塘、人民塘的故事记下了浦东人民战胜天地的历史；筑塘故事也记下了祝桥人民对海塘修筑史上杰出人物的无限怀念之情。
其实，与祝桥有缘的海塘不少，其中内捍海塘与彭公塘都属著名的海塘。
里护塘又称内捍海塘、老护塘、霍公塘、旧捍海塘、华亭海塘堰等。
里护塘在祝桥境内，北延六团、川沙城厢、龚路、顾路，直至南跄口；南接盐仓、惠南、大团，经奉贤四团折向西，经奉城、塘处、奉海，入杭州湾内戚崇，全长约75公里。始建于宁乾道九年（1173年，一说八年），主要是为了防止潮浸，以保盐业。元大德五年（1301年）海溢塘毁后曾重修。此后，明清两代又多次修筑。现已辟为公路，余塘皆湮没。
祝桥境内的彭公塘，又名王公塘。北起川沙撑塘，南至南汇老港，共40余里。由彭以藩募捐集资修建。清乾隆三年（1738年）始建圩塘。1883年（光绪九年）海塘冲决，南汇知县王椿荫于钦公塘东约7里处续筑新塘，并于塘西筑护塘河及支河、土码头、水洞、河口水港等，加强管制，以其管理方法和围筑质量著称，故名王公塘。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奉贤筑塘27公里，接南汇彭公塘与金山清雍正土、石塘，亦称彭公塘，又名新塘。
一部海塘史，也是一部上海史，上海的海塘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历史与故事……
在南汇地区流传一句俗语：“横沔乌龟贼六灶，强盗出在祝家桥”。此话有何传说？究根刨底，虽无严谨的出处可录，但大抵与海运粮赋有关。
元代统治者以今河北、山西及河南、山东、内蒙的一部分为“腹里”，归中书省直接管辖。定都于大都（今北京），改变了传统的以中原、关中为国家中心的办法。但其财政收入及大都的粮食供应，主要仍然依靠东南地区。除开凿黄河以北运河（当时黄河下游由淮安入海），疏通漕运外，海运也兴起于上海，成了另一项重要产业。
宋金长期对峙，使南北大运河多年失修；因而元代疏浚，“劳费不赀，卒无成效”。至元十九年（1282年），大臣伯颜回忆起平定江南时，曾命令张瑄、朱清将宋库藏的图籍从崇明州经海道运往大都的事，认为海运粮赋是可行的。于是请奏于朝廷，命上海管军总管罗壁及朱清、张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载粮四万六千余石，创行海运。
朱清、张瑄驾驶粮船一路前行，未料风信失时，直到次年才到达直沽。其经过路线最初是由刘河口出发，经崇明入海；过通州海门县，黄连沙头、万里长滩，沿山而行，抵达淮安盐城县；又经过西海州海宁府东海县、密州、胶州界，放灵山洋，投东北，抵达成山，最后到杨村码头。一路多浅沙，设计科学合理的平底船得以出没于沙洪之间，后人因此称这种海船为沙船。目前，沙船图案已构成了上海市徽的标志，证明了沙船在上海海运贸易史中的重要地位。
至元二十九年，朱清开辟新线。次年千户殷明略又开新道，较以前二线更加便捷；而且有了经验，舟行中风信准确报时，自上海至京城不过旬日而已。但另一方面由于风涛过大，粮船漂溺者年年都有。也有时因船身破坏，弃米于海。至元二十三年，为确保海运赋粮的安全，元政府开始责令运官赔偿；并规定只有人船俱溺者，才能免予追究。尽管如此，海运所费用比之河漕仍然便宜得多。至于劳动人民的生命，对元政府来说，是无关痛痒的。《元史•食货志•海运》记载，运粮每石有脚价钞，至元二十一年给中统钞八两五钱，其后递减至于六两五钱。至于按年运载数量，可举若干年份为例，可以分析海运的发展和人民血汗的巨大损失情况，如：至元二十一年运载二十九万五百石，到达京城二十七万五千六百一十石；二十三年五十七万八千五百二十石，实到四十三万三千九百五石；二十八年一百五十二万七千二百五十石，实到一百二十八万一千六百一十五石，漂没竟达二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五石之多；至大二年二百四十六万四千二百四石，实大二百三十八万六千三百石；天历二年三百五十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三石，实到三百三十四万三百六石，这是海运粮米所能达到的最高数额。
创行海运的朱清、张瑄，本是宋末亡命无赖，他们聚群乘船，在海上劫掠行商。也曾在南汇、川沙沿海一带横行霸道，传说其后人也多在祝桥地区歇脚，张瑄手下留驻祝桥的张姓人居多，于是以“张家港路”为名的聚居点散见多处。
元初时，朱清、张瑄奉召，即日便归从于朝廷被受金符千户。至元二十年，元政府因创行海运，设立万户府二。以朱清为中万户（元代军制统兵五千以上称中万户府），张瑄为千户（统兵七百以上称千户，隶万户），蒙古人忙担任万户府的达鲁花赤（蒙语长官）。二十四年，开始立行泉府司，专掌海运，增置万户府二。二十八年又并四府为都漕运万户府二，令由下朱清、张瑄掌管。
根据元制度规定，万户为世职，于是朱清的儿子朱虎、张瑄的儿子文龙都继承了父业。不久，朱清官升大司农，张瑄则升为江南行省参知故事，朱、张两家并移居太仓，宅第辉煌，富冠东南，其海船往来国内外。大德六年被权臣吴也先言，清、瑄同死，流放其家于漠北。两人都作风豪横，而张瑄更甚，当他在海上，“有拂其意，则缚而投诸海”。元政府以海盗督海运，放任朱清、张瑄聚敛逞凶，视人命如虫蚁，当年运户的悲惨困苦可想而知。
传说朱清漂泊汪洋大海，行盗抢掠时，曾结识了祝桥强盗杜三。杜三原是猎户，靠在滩涂打猎谋生，只因海潮不断，猎物难觅，始动起邪念，打家劫舍，时有斩获。杜三得赃款，渐有所省，便置地盖房，但因农耕经营不善，没有取得什么大业。
又传：有个粮商，人称林老板，亦称明爷。明爷曾资助过祝桥乡民修建歇凉亭。杜三也曾参加过歇凉亭重修落成仪式。因此杜三与明爷也算谋过面。杜三便找到明爷，希望与他合作经营海运粮赋。明爷虽听说杜三名声不佳，但考虑到自己的发展，需要有一些人相助，思忖再三，也就表示同意。杜三摇身一变，成了明爷的搭档，在明爷的指点下，杜三的海运粮赋也有了些许起色。
明爷认识不少粮商，与负责粮赋的官吏也素有交往，海运粮赋有利可图，唯一担心的是海运安全。杜三拍着胸脯说，他能确保海运安全，同时又向明爷推荐了朱清、张瑄两人合伙。于是朱清的儿子朱虎协助明爷负责经营粮赋的海运业务，张瑄的儿子张文龙则成了明爷的内总管，料理粮食的收购及日常事务。时隔半年，明爷的粮业日渐发展，当地官绅多有巴结明爷的。张文龙忙上忙下的，也算机灵，应酬得体。朱虎则整天打着算盘珠子，盘算着粮食货物的进出。粮货齐了，杜三负责装船，沿着大沧河或六灶港，将粮货运交朱清和张瑄，由朱、张两人督运海船送往大都。
明爷是个精明的粮商，他渐渐发现粮银不符，对朱、张等人起了疑心。朱虎已觉察到明爷发现了自己在帐目上做的手脚，便和张文龙商量，如何是好？
张文龙识字并不多，却能唱能编，口若悬河，他出演的浦东花鼓戏与浦东二人转，远近出名，因此，也常有些个小秀才之类的，当地文人给他捧个场、喝几声彩。张文龙常私下里用明爷的银两去挥霍交友。明爷不在乎这些银两，也总会闭一只眼、睁一只眼。
直到有一天，张文龙乱花明爷的银两去喝花酒，酒醉后又胡编了一通有关明爷的艳情轶事。为了经营获益，商人们狎妓风流并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张文龙惹下的大祸，却是胡编了明爷戏弄的是粮官的小妾。
于是，粮官闻知后大怒，处处刁难明爷，不仅扣了明爷的运粮船只，还几度缓发明爷海运粮赋的许可碟文。粮官还不时传出话来，要整治明爷，说明爷在走私皇粮。明爷一下子陷入了迷惘之中，茶饭不思，心情忧郁，产生了返回台州之意。
中秋时分，明爷独自坐在歇凉亭的竹椅上，眺望着瞿家庙前的集市发呆。远处沈家码头边的许多船只正在转运秋收山芋。由于粮食都上缴大都，当地百姓都以山芋充饥。眼下正是山芋上市季节。
突然，有一个老和尚一边啃着一只山芋，一边朝歇凉亭走来。原来他是永宁寺的当家和尚觉僧。
觉僧和尚见到明爷爽直地大笑道：“明爷，你怎么独自一个人在此？你就不怕寂寞？”
明爷见是觉僧和尚，便让坐答道：“我只是随便歇歇，顺便看看瞿家庙头的行情。”
觉僧和尚一边啃着生山竽，一边对明爷说：“你可听说过祝桥有关这山芋的土话？”明爷摇了摇头。
觉僧和尚笑了：“祝桥有句歇后语，叫做‘锅灶里的烘山芋’，你可晓得下句该怎么答？”
明爷眯缝着双眼，盯着觉僧和尚，并不作答。
“锅灶里的烘山芋——又吹又拍，还得捧”，觉僧和尚解释道：“烘山芋沾满了灶灰，你想吃它，就得吹掉灶灰，烘山芋刚从灶肚里取出，一定很烫，你就会用双手去拍打，捧在掌心里，双手来回地搓动。”
明爷向觉僧和尚揖手：“谢高僧指点，你说此话定有指教，我林某人愿不求教。”
觉僧和尚将手中吃剩下的山芋抛向空中，又用手接住：“现在那些当官的都象这山芋头，生咬，怕它太硬；经锅灶烘烤，虽然软了，但你还得对它吹吹拍拍，须小心地捧在掌心里。你说呢？”
明爷叹了口气：“你要吃山芋，不这样，又怎么办？”
觉僧和尚笑了：“我问你一句话，你现在究竟有多少亲信？究竟有多少手下人是忠诚你的？”
明爷大笑：“不忠诚我的人，怎么可能留在我的身边？”
觉僧和尚变了脸：“朱清、张瑄、杜三都忠诚你吗？朱虎、张文龙也会忠诚你吗？”
明爷一愣，赶紧揖手：“实不相瞒高僧，我正为此事犯愁呢？”
觉僧和尚这才又咧嘴大笑了起来：“这就打扰了。我不喜欢猜谜语，我要听得就是真话。你对我遮遮掩掩，我的判断也就会有误，你只要真实告知，我定能给你一个满意的解决办法。”
这觉僧和尚原先是两浙四品官，只是厌恶官场之黑暗，遂弃官入佛。但觉僧凡心未泯，爱打抱不平，也会惹出些心计，只是不到紧要处，则藏而不露罢了。自明爷到下砂经商后，其为人之精明，略有所闻。细观之，明爷经商虽也牟利，但更注重于关注民生，这就给了觉僧和尚一个爱打抱不平的机会。
觉僧和尚对明爷笑道：“你如今得罪了粮官，无非是流言作祟，消除流言即是。”
明爷苦笑：“流言除去并不难。难得是我时下无人，若舍弃这伙人，我还经营什么？”
觉僧和尚又笑言：“只要你同意，余下的事托付老僧去办即可。”
明爷将信将疑，但还是允诺了觉僧和尚。
明爷按觉僧和尚的指点，先训斥了张文龙，张文龙恐慌万分。悄悄地跑到永宁寺焚香求祷。张文龙正巧撞上了觉僧和尚，觉僧和尚一语道破了张文龙的心病：“你为了在明爷处争宠，到处搬弄是非，结果反害了自己。更可悲的是，你从明爷处得到的好处甚多，你却仍不满足，制造流言击伤明爷，挑起大老倌们对明爷的不满。你想夺权，可你有掌握粮赋经营的能耐吗？”张文龙被觉僧和尚数落得哑口无言。
张文龙离开永宁寺后，惴惴不安地去找父亲张瑄，张瑄便与朱清合计，干脆将明爷做了，夺去明爷的全部粮食再说，省得日后留下祸根。
朱清、张瑄拜见杜三，杜三虽是个粗人，却也很有心计，他沉吟半晌，回道：“除掉明爷不难，可日后这盐业买卖还做不做？没有了明爷，我们日后靠什么发财？”
朱清、张瑄不作声。杜三便长叹道：“你俩不妨先回太仓，这里有我去处理，我就不信斗不过这个浙江人！”
杜三经自来到了永宁寺拜见觉僧和尚。接他的却是觉僧和尚的徒弟智能小和尚。智能小和尚对杜三说：“对不住了，觉僧师傅知大老倌要来，已叮嘱我告知你，你近日将患大病，还是治病要紧。其它转运粮赋之事，劝你暂时放下。大佬倌们这几日天天与明爷在一起喝酒，明爷接下了大宗单子。虽说你在衙门也有熟人，但没人愿听你的，衙门已传出话来，你若再与明爷作难，便缉拿归案，罪名有多少，大老倌一定心里明白。”
杜三闷闷不乐地离开永宁寺，他原本想求助觉僧和尚为其疏通官府，未料却得到这样一个不吉的消息，恍惚中突然被一匹惊恐的草马撞倒，跌入港中，一个惊吓，果然染上了病疾。
觉僧和尚突然来拜会杜三，劝杜三远离明爷。杜三还在犹豫。觉僧和尚告知：“朱清、张瑄已被权臣吴也先告发，流放漠北，两人已同死客地。朱虎、张文龙惶惶不可终日，还在等你消息，盼你重整队伍。”
杜三哪里知晓，吴也先的告发与觉僧和尚有关，吴也先曾在觉僧任官时当过属下。觉僧和尚深谙“官大一级压死人”的道理，所以此招果然灵验了。此时无奈的杜三长叹了一声，口吐鲜血：“罢！罢！我输给这个浙江佬了！”
几天后，杜三去见明爷，向明爷提出辞程。岂料，明爷一口拒绝：“我正当需要你时，你岂能离我而去？大老倌们正在追查走私皇粮之事，这事全是你负责督运的，你叫我如何去解释？”
杜三这下急了：“这，这不关我的事。 我督运的粮赋其实也是衙门所托，怎能叫我一人承担？”
明爷不让杜三辞职，杜三更急于要辞职。最后，杜三承诺暂以在家养病为由，不再干涉督运粮赋事务。等衙门确定新督运官时，再正式办理辞职手续。
杜三终于惶惶地引退了。明爷长叹了一口气，心中的烦闷暂时已吐尽。此时，觉僧和尚笑着走到明爷跟前：“如今这个社会，衙门官吏个个使黑、贪婪，他们刁难你是为银两。你若撒手不干，他们何处去敛财？这不是断了他们的财路？粮赋不能押运京都，皇上怪罪下来，这些贪官污吏又怎么向皇上交代？当官的图绩效，好往上爬；当官的怕祸乱，乡民造反，乌纱不保。只要这些贪官心中有个贪字，就绝不敢与你作对。就算不贪，要图政绩，离开了你的帮助，又到哪里去筹措那么多的粮赋？官办民营，只要利国利民，菩萨也会保佑你。”
觉僧一席话，增添了明爷的信心，也使明爷更认清了官场之黑暗。明爷除掉了杜三、朱清、张瑄之后，对所有的乡民施以安抚，常亲自到田头、码头去探视耕植农民。
令人称奇的是：“强盗出在祝家桥”一语，虽在民间仍有流传，但几乎谁也讲不清这“强盗”是指谁？如果说“强盗”是指杜三、朱清、张瑄因史志不详，无从严格考证，明爷其人更是口头传闻，不足为实。但有关朱清、张瑄督运糟粮之事，史实较多，皆可明正。
祝桥临海，盐业渐渐兴起。祝桥划为下沙五团后，五团官盐产量和督运数量，常居下沙之首后，种植业逐渐取代了盐业，成为当地的主要产业。当年沿海各团都有盐业，四团、五团同时存在。并且四团是下沙二分场所在地，有藏盐的仓库，今盐仓镇、东海镇与祝桥镇三镇合一。
轮船又叫火轮船，由国外首先制造。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国的美达萨轮商船，首先驶入上海。1862年，美国首先成立旗昌轮船公司，从事沿海及长江航行。1867年后，外商航运公司争相设立，其中以英商太古、怡和洋行规模最大。在19世纪50年代，航行于中国江海的外国商船，每年达500多艘。1872年，我国创办了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但发展缓慢，到本世纪30年代，也只有33艘。
民国3年（1914年）11月，大川小轮股份有限公司所属新吉利、民利2艘客轮每日对驶于惠南镇到上海董家渡间，途经祝桥镇。次年，有平安公司附设利达航社以12吨大北轮拖80客位的无锡快船航行于上海市区和惠南镇之间，途经祝桥镇，继又添裕和小轮。
民国15年（1926年），上川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租赁绍兴汽船1艘，往来于惠南镇、川沙县城厢镇，途经祝桥镇。民国19年（1930年），上川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自置轮船2艘，1艘往来于川沙县城厢镇、祝桥镇之间。民国20年（1931年）后，又有孙全根开办裕昌船局，一度以9吨许鸿飞轮行驶于上海市区和祝桥镇之间（途经小普陀、七灶镇）。
民国23年（1934年），联益船局又有轮船行驶于上海市区和祝桥镇（途经六灶、瓦屑）。民国25年（1936年），上川火车延伸至祝桥镇南鸭滩涂，上川公司的通达轮又接送旅客于祝桥镇南的鸭滩涂与大团镇之间。抗日战争爆发后，轮船停驶。之后，商界人士邱进发租用机器脚划船续驶。该船停驶后，又有龚寅初等合租机船行驶于上海市区和祝桥镇之间，直到解放初期。民国18年（1929年）起，有惠南航社所属轮船航行于祝桥镇、周浦镇之间。抗日战争胜利后，则有蒋云祥之云飞轮行驶于祝桥镇、周浦镇之间。
继招商局之后，我国民族资本在上海先后兴办的有三北、民生、大达等几百家轮船公司，但规模都很小，且时启时闭，只有民生公司，1936年最盛时有轮船130多艘，葛元煦《沪游杂志》中记载轮船最初搭客行驶的情形说：“轮船放洋日期，各行门首先期悬牌，搭客发行李，以黄昏为止。长江轮船，次日黎明开航，亦有半夜即行者。行李上船拥挤异常，小窃混迹其中，甚有衣履鲜丽，借觅友为名乘机攫取物件者，沿途名埠，停轮搭客，尤宜防范。有税货物，不宜私带，税关查出，即行充公。宁波海关检查尤严。长江码头除镇江、九江、汉口外，皆有洋划子载客，遇风遇夜，慎防失足。”
轮船为交通利器，其初多为外国人掌握，我国的水运权彻底丧失。清同光年间一位名叫芷汀的写了一首《轮舟》的诗，大有感慨：“不倚风帆力，横行水国天。轮飞雷自激，机运浪无权。既济真符象，同人利涉川。乘槎泛河汉，千古惑张骞。”
相传在中国古代，祖冲之率先首创了机捩之船。只是由于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不注意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机船终被外人利用为交通工具。
清叶廷琯所著《鸥波余话》卷六中曾这样记载：“轮船本中国之制”，自西洋火轮船入中国，咸惊以为从古所无，上下震惧。迩来则利其水行迅疾，人情又甚便之。岂知轮船之制，本出中国，唐宋以来，载籍累见，惟不用火，后世不讲求，其法逐废。外国反得而窃用之。尝见华亭姜小枚未刻稿中有《赋轮船》一篇，颇能言其委，世有留心经济者，求其制击修复之，岂非军民同利之一器乎？姜诗云：“唐代曹成王，至巧运心画。战舰挟二轮，蹈这翔风疾。聿宁杨太尉，踏车船有式。三周浮至山，势甚挫帆席。下至鄱阳盗，杨公制亦得。中华古战具，窃以造番舶。举火动其机。闻亦运牛力。何至三年来，人骇为奇特。呜呼戚南塘，造法制秘籍。”
清王韬在其所撰的《瀛壖杂志》也对轮船的发明却被洋人所利用一事发出感叹：尝见《南史》祖冲之造千里船，不因风水，施机自动，此其巧妙，与西国轮船无异。但纯用机棙，不借煤火，制度稍殊耳。其以千里命名，迅捷可知。又杨公之楼船，激水驶轮，其速莫比，此亦西国轮船之滥觞。由是观之，可知器物之精，中国已先西人而为之。惟异巧绝能，世不经见，人死即复失传。世之人又不肯悉心讲求、畏难自域，俾器与人同亡。殊可惜已！
另据伯熙《老上海》卷二十“自造轮船之发明家”所述：清光绪初，中国人有能自制轮船者，一名浙人董紫珊，一为粤人吴趼人。二人均能独出心裁，与西人相角胜。柴珊，浙之台州人，精通西学，尝谓西人轮船，必藉煤火，一旦煤缺，便不能行。今当另创一法，代煤以气。
西人闻之，皆匿笑其妄，柴珊经营数年，其船竞成，一名“混沌”，一名“混初”，驶于长江中，一小时约可行五十里，后“混沌”在采石矶上游，遇礁而没，“混初”沉于吴淞外八十里。盖船身全系木质，不能禁大海之风波起也。
吴研人，广东南海人，初佣书于江南制造局，暇进留心机器制造之书，久之有所悟，自运机心，制一小轮，行于黄浦。惜是时政府无提倡资助之力，卒致二人功亏一篑。未能制造尽，岂不惜哉！趼人后以著译小说隐世，即世称小说大家“吾佛山人”也。士之不得其志，亦可憾也。
中国人发明了机船，却被西方人加以利用，制造出真正的轮船，这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外国人用轮船打开了中国的船运航线，也拓展了在华的上海造船工业。
由于贸易和航运的需要，早在100年前，外商已在浦东建立了莫海德浦东船厂，不久，这里就成了远东重要的企业。1862年建立了厂。
1900年，耶松兼并了和丰船厂后，和祥生在一起合并成立了大型的耶松船厂公司。联合公司在浦东沿江就有祥生厂、新船澳、老船澳、引翔港船澳、和丰厂、董家渡船澳等数个船坞厂。
浦东有不少船厂而且还有很多码头。如1866年浦东沿江已有立德成码头、广隆码头、李百里栈、端祥栈等11个码头仓栈。
1887年到1906年间，沿江主要码头仓栈已达27个，增加了一倍半。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取得了开矿、设厂等特权，一些外商洋行也就纷纷趁机进入浦东沿江开辟新的基地。如日商新建了“三井洋行基地”、“大阪商船会社老摆渡码头”等码头堆栈，成了仅次于英、美商在浦东的一股重要经济势力。那时浦东沿江码头还出现了四大洋油栈码头：“美孚”、“咪吔”、“瑞记”、“麦边”。这当然跟外国煤油开始源源倾销于中国有关啦。
到1906年至1926年间，浦东沿江的主要码头仓栈已达37个，中国人自办的码头仓栈也有所增加了。
1921年时，浦东沿江码头仓栈所占的岸线居然已经超过了浦西。据统计，浦东的普通货物码头全长21690尺，专用货物码头全长9250尺，而浦西的普通货物码头全长仅13550尺，专用货物码头全长仅1050尺。浦东码头净超浦西码头长度为16340尺。浦东的码头仓栈桥一般纵深较大，又有腹地可供集散，因此面积也远远超过了浦西。
船运离不开船舶航向的指引。在浦东新区所属的高桥镇东北2公里、高三港西岸，在一座老宝山城，十分有名。
明永乐10年（公元1413年）平江伯陈瑄在长江出海口南岸，也就是在现今的高桥镇东15里处，曾筑一座土山。当时修筑的土山以巨木为桩，垒土而成，距海3里。土山修筑后，植林蓊郁，山顶平旷，山上还建有龙王庙，观音殿。每逢春日香汛，游人很多。
明初时，随着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逐步开展，这座山上建有烽堠，到了晚间，举烟明火，海洋空阔千里，也能识别航向。
郑和下西洋时，经吴淞口出海，宝山烽堠就起过船队航标的作用。因此，这座山为海运需要出了很大的力。人们就把此山叫作宝山。难怪明永乐皇帝还专门为此山刻过石碑呢！
但是到了1436年至1449年，这座山成了荒山，出现过好几只凶猛的老虎，老虎还残暴地吃了60多人，后来，千户王庆和县丞张鉴奉命带领上千兵丁，才把老虎消灭。
到了1582年，山基坍入海中。此山前后存在了150多年。不过，当年永乐皇帝所立的石碑，至今还存放在高桥中学校园内呢。
浦东在近代工业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位置。
如位于浦东烂泥渡路以西至沿黄浦江一带地区的陆家嘴。明永东年间时，此处为一块突出的嘴形冲击滩地，因翰林院学士陆深的旧居及陆氏祖莹在此，故称“陆家嘴”。早在清康熙年间，江海关在此就设有扯旗处，作为船舶航行的信号。
在祝桥的船运史上，民国26年（1937年）前，早有行驶于川沙、大团途经祝桥地区的宝顺局所属棚船，行驶于川沙、惠南镇间途经祝桥地区的闵氏兄弟棚船，行驶于祝桥、周浦间的宝顺局棚船和顾财根的绍兴船。这些船只虽行速较慢（祝桥、周浦间18公里水路，约需三四个小时），但收费低廉，服务热情。
抗日战争爆发后，闵氏棚船即停驶，宝顺船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亦停驶，而顾财根的绍兴船一直行驶至解放后。除上述3条航线外，祝桥、横沔间，祝桥、南桥间亦曾有手摇班船行驶。
清光绪年间（1905年—1908年），祝桥地区已有马老狗航船。以后又有桂惠南、蔡有源等的航船参与运行。
至解放前夕，祝桥地区先后有航船二三十艘，大者达二三十吨。陈隆盛花米杂粮行鼎盛时期，拥有航船十多艘，航行于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各地。
1950年春，祝桥地区的货运船户组建南汇县民船同业公会祝桥分会。1951年秋，祝桥木帆船联运社成立，由陆应才任主任。凡参加民航公会的船民均为联运社社员，业务承揽、调度、运费结算、分拆，均由祝桥木帆船联运社负责。
1953年1月1日，祝桥木帆船联运社并入南汇县木帆联合运输社，并于祝桥集镇南塘街设祝桥调度站，负责运输调度工作。12月，南汇县木帆船联合运输社撤销，运输业务由南汇县航运管理所兼管。
1956年3月，南汇县木帆船运输合作社成立，祝桥地区仍设调度站。
1958年10月，东方红人民公社建立了社办专业运输营（后改称运输大队）。运输营下辖航运、搬运、载客自行车各组，以航运为主。调集农村5吨以上农船，又吸收部分苏北船只，共50多艘，参与短途运输。1960年，又添置拖轮1艘。1963年，根据“公社基本不办企业”的精神，运输大队撤销，部分农船下放到生产队，自航木船及搬运等业务皆并入南汇县装御运输社，搬运工依然驻祝桥集镇进行作业，至1973年11月调往惠南镇。祝桥调度站仍留祝桥人民公社。1974年，编入祝桥公社交通运输管理站。
1971年，祝桥排灌站组建船队1个，拥有36.75千瓦拖轮1艘，拖挂12吨船皮6艘，共72吨（后增至9艘、115吨）。1974年，祝桥公社交通运输管理站接管祝桥排灌站船队，并组建祝桥公社搬运组，继又建第二船队，拖轮为58.8千瓦，拖挂40吨、25吨船皮9艘，共345吨。除祝桥公社船队外，祝桥人民公社各大队亦先后办船队。
1978年，祝桥公社交通运输管理站所属第一船队转属祝桥砖瓦厂。1981年，祝桥公社第二船队转让给江苏省宜兴向阳大队。各大队之船队除军民大队外，皆解散。1983年，全公社有8吨以下农船388艘，8吨以上农船213艘。其中还有专业参加商品运输船只，合计819吨。1984年~1990年，祝桥人民公社有挂桨机船86艘，后小挂机船被较大机动运输船代替。1992年后，水上运输不适应市场需求，转向陆上运输。
解放前，潘家泓港曾是南汇县沿海重要渔港及海洋运输港口之一。当时，海运全系木帆船趁潮涨时出入。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淞沪游击第五支队、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淞沪支队、浦东人民解放总队等皆有船只以货运为掩护，进出于潘家泓港口。解放后，由于滩涂外涨，塘外通道日益淤塞，至20世纪50年代，港口被废。
在祝桥，浦东铁路不仅贯穿祝桥而且要在祝桥设一个站点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可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早在解放前，小火车就已在祝桥“呜呜”响起，祝桥是浦东名副其实的铁路之乡。对这一段历史，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可能还记得。但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祝桥有过铁路，恐怕鲜为人知吧！
提起祝桥的铁路，还得从中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黄炎培说起。
黄炎培（1878年～1965年）爱国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字任之。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人。1902年应江南御试中举。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曾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辛亥革命后，历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省教育会副会长、省议会议员。1917年赴美国考察教育。回国后在上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理事长。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参政员。1940年底参与筹组民主政团同盟。同年底发起筹建中国民主建国会，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等职。1965年12月21日卒于北京。
1921年1月（民国10年1月），黄炎培与张志鹤、顾兰洲、陆莲溪等发起招股集资，组织上川交通公司。
民国13年10月，上川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塘工善后局和川沙县交通局订立合同，租用上川县道（庆宁寺—川沙县城）铺设轻型钢轨，行驶铁道机车，取得专营权30年。并于次年10月，庆宁寺至龚家路段铺轨竣工通车。
1926年7月10日，至四灶港轨道工程继续完工。此时上川铁路全长21.15公里，设庆宁寺、金家桥、邵家弄、曹家路、龚家路、川沙站等站。
上川路的建立，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大事件，川沙至上海浦西的交通一下子便捷起来。当时川沙以南小普陀、祝桥、南汇、大团一带旅客，都由上川公司租用民间小轮和自备客轮接送至川沙站乘小火车到达上海市区。
1934年5月，黄炎培同顾兰洲、凌云洲等人，亲自到祝桥镇考察祝桥建造铁路事宜。并分别与川沙县政府和南汇县政府订立合约，承租川钦县道和南川县道，11月，铁路由川沙向东延伸至钦塘，设小营房站。民国25年3月15日，铁路再由小营房向南展筑至祝桥镇，增设江镇、邓镇、祝桥站。至此，上川铁路贯通上海、川沙、南汇的祝桥3地，全长35.35公里。
祝桥段自朱家店至鸭滩渡长2.6公里，在祝桥集镇东市设有火车站。
老祝桥的人都知道，解放前，除祝桥集镇至钦公塘之间有几条砖路外，祝桥地区余皆泥路。南北干道以护塘为主，东西横路较多。交通主要以水路为主。自铁路修到祝桥以后，祝桥地区更加繁华热闹，一时商贾云集，群贤毕至。据《祝桥镇志》记载，当时祝桥“厂、坊、店及当铺、银楼达200多家，市场繁荣。仅次于周浦、惠南、新场、大团四大镇，并有小轮船往返于周边”，隐然有川沙以南交通枢纽之象。据记载，上川铁路每日乘客达千人，连许多在沪的外国人也三五结伴乘火车来浦东郊游，兴盛足见一斑。
上川铁路的建设，极大地方便了浦东川沙尤其是祝桥地区的客货运输，促进并加快了上海现代文明向祝桥地区的传播和渗透，为祝桥的发展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在南汇，祝桥是南汇的铁路之乡是毋庸置疑的。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上川铁路陷入困境。侵华日军三次火烧祝桥镇，祝桥至江镇段的铁路被毁。另一种说法是，民国26年“八一三”事变后，上川公司以债务未清，将路产抵押给德商。第二年，当时政府以小火车私运军火为借口，逐走德人，收为“市营”。之后，江镇至祝桥7.51公里路轨、各种设备均被拆毁。后来，这段路被改成土公路。20世纪50年代，全段重新修筑，成为现川南奉公路的一部分。
跨入21世纪后，根据上海市规划，将新建浦东铁路全长117公里，目前已经动工的是南段，长42公里。从阮巷开始，经漕泾、奉贤、星火、奉城、平安六个站，并在平安站接轨修建芦潮港支线，在芦潮港建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尚未动工的北段设惠南、祝桥、川沙、曹路、外高桥六个站。
如今，嘶鸣的汽笛已载去了缱绻岁月。浦东铁路的即将全面启动又给祝桥人几多憧憬。作为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浦东铁路不仅为加快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提升浦东洋山深水港集散能力，也是适应沿海和滨江产业带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意义。
清乾隆四十三年（1788年），知县成汝舟疏导运盐河后，邑人金其章建大水桥船埠于竹桥集镇西侧运盐河畔，建房招商，并自设牙行，此为祝桥集镇商业发展之始。
祝桥集镇的商业大概于清乾隆年间（1736年—1795年），至清同治年间（1862年—1874年），百业初具。至民国25年（1936年），由于轮船、火车通达，祝桥集镇购销两旺，市场繁荣，成为南汇县五大集镇之一。日本侵略军入侵后，铺面大半焚毁，商业惨遭重创。至解放前夕，祝桥地区有大小商店185家，主要经营花米、杂粮、南北货、花边、药材、酱酒、木材、烟纸杂货、饮食、肉类、水果、糖果、理发等数十个行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祝桥地区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组建供销合作社，对原有私营商业区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粮食管理所、食品购销站、水产购销站等国营商业机构，形成以供销合作社为主体，合作商业为辅助，并有国营专业经营部门的商业体系。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祝桥镇（乡、公社）个体商贩、私营商业迅速发展，超市、连锁商店相继落户，集市贸易、小商品市场兴旺，形成多种经济成份、多渠道的商品流通体系，商业更趋繁荣。2002年，全镇注册的商业企业有547家，其中个体、私营商业企业522家，商品零售总额4.2亿元。
清道光中叶（1835年前后），新茂烟纸号开业。清同治年间（1862年—1874年），袁家里茶馆、乔震丰米号、顺德铁作相继问世。清光绪年间（1875年—1908年），仁昌腌庄、隆兴水作、德泰铜锡、大成裕药店以及竹、木、柴、米等店又纷纷开张，集镇日趋繁荣。20世纪初，随着油坊、碾米、轧花、酿造、造船、织袜等厂坊的兴起，商业发展更快。民国25年（1936年），由于水陆交通发达，商贾云集，物资吞吐量大增，大小商号（包括店坊合一的水作、铜、铁、竹、木作店……）达178家。其中陈隆盛花米杂粮号、信昌南北货号、新茂烟纸号、刘天和银楼、大成裕药店与丁祥丰木行尤为著名。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日本侵略军3次火烧祝桥镇，商店焚烧殆尽。嗣后，祝桥集镇的商业在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的情况下艰难生存。
解放前，祝桥地区的商业主要有花米杂粮、南北货、烟纸杂货、腌鲜肉庄、绸缎衣布、五金百货、水作面坊、镶牙照相等行业。
我国的商业和商人资本活动历史悠久，早在秦汉以前已相当发展，在《春秋》及《左传》等史籍中都记载有巨商出现。从《史记》的《货殖列传》中亦可看出有关商人在关中、洛阳、三晋和山东等地经商的具体情况。但我国自周、秦、汉以来，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里自然经济占有极大优势，商品经济并不占有主要的地位，在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江南一带更臻繁盛，包括集镇在内。
上海地区的贸易起源，已难稽考。在对外贸易方面，据清同治《上海县志》记载，上海在宋时属秀州，隶两浙路，宋熙宁七年（1074年）设市舶提举司及榷市场，说明当时已有一定数量的对外贸易。市舶司专置官员以主绾（联络）对外贸易，其职务为一方面“稽征番货”（管理外商船只货物税收），一方面“管理贡事”（管理外国贡使并保护、监督内外商民之交易）。
元朝初年，政府倡行海运，而上海有水域之便，一度成为海运船只荟萃之处。祝桥地处沿海，潘泓港成为当时重要的出海口。明代上海一带时受倭寇骚扰，曾施行“海禁”，清初亦施“海禁”，闭关自守，上海对外贸易每况愈下。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延废除海禁，翌年在上海设立“江海关”，专司海舶税钞。后因清政府又限外商只在广州一口与华人互市，上海对外贸易基本停顿。这时长江一带尚无西人足迹，在乾隆年间（1736——1795年）英人不断到上海一带调查，要求通商，为清政府拒绝。祝桥近邻东海，属偏僻之地，更无对外贸易之说了。
在国内贸易方面，上海旧属松江府，棉区集中，棉纺织手工业兴盛，自明清以来，土布和棉花的国内贸易相当发达，由于土布手工业的兴旺，还有土布制成日用品的商品，如据明范濂《云间据目抄》记载：“松江旧无暑袜店，暑间穿袜者甚众，万历以来，用尤墩布为单暑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主……”又如上海浦东地区盛产高丽布，旧时主要做面巾之用，亦远销南北各省。当时祝桥地区的袜业却十分发达，祝桥南六灶绣品声名远扬。
但上海地区的内贸不只是松江的棉花、布业等与其他地区的粮食及手工业品的交换，上海地处南北海运中心，长江腹地广阔，并由于江南物产丰富，因而贸易发达，促进了商业资本的繁荣和沙船运输业兴起。据《上海古迹谈》关于“商船会馆”记载：“上海各种商业，当尚未辟租界通商以前，轮船尚未入口，以沙船为大宗，允称首屈一指，各商设立字号，如严同春、严大生、陈丰记、郭万丰、王信义等，每号多者有船三四十艘，少者二三十艘，其余亦有十余艘或数艘者，往来山东、牛庄、烟台、天津一带，获利甚巨……”又据吴贵芳著《古代上海述略》转引《皇朝经世文编》等记载：“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作为沙船业行会组织的商船会馆，建立于上海县城东的马家厂，规模宏敞。……黄浦江中碇泊着有上海、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等地的沙船……”当时“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百余号”。足见沙船贸易的繁盛。从惠南镇到上海曹家渡通航船只颇多，祝桥镇是中途重要的转运中心。
在鸦片战争前，由于上海地区贸易的发达，早已形成“南北二市”，尤以南市兴旺。《上海县续志》：“在中外未通商以前，南市以豆业为领袖”，各业大小行号都萃聚其间。南市为早年上海的商业中心，这里的市场组织是往往一个行业集中在一条街，保留着不同程度的行会习惯。
《上海闲话》记载：“至历史上原有地名现时仍为社会所通用者亦以城内及南市一带为多”。在南市很早就有豆市街、菜市街、白衣街、花衣街、万竹街、篾竹街、竹行弄、筷竹弄、咸瓜街、火腿弄、药局弄、典当弄、洗帚弄、草鞋湾路、剪刀桥路、硝皮弄、铁锚弄及面筋弄等以行业命名的街道里弄，到现在有的路名还相袭沿用，这些地区都是各行业早期经营比较集中的所在，所谓“店多成市”。又据《上海闲话》记载：“南市各业交易，在昔均以上半日为限，至午后则无所事事矣！”南市沿黄浦滩一带，码头衔接，帆墙如林，米行木号多开设此处，即“里街亦市廛繁杂，居民栉比。”早年银钱业行号也大都开设于南市，这与南市当年商业兴盛有直接关系。
据《上海古迹谈》关于“潮州会馆”的记载：“潮州会馆……始于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的小东门外之洋行街……。”当时闽广船只集泊在南市大、小东门外，商务活跃，“港岸上也出现了为闽广商人经营的专门发售洋货的行号，这些行号集中的街道，就叫做洋行街。”
北市早年以新闸沿吴淞江一带的市面较为兴盛。上海开埠后，北市建制包括租界区域，商业繁荣，上海港发展到鸦片战争的前夕，另据嘉庆十九年（1814年）陈文述《上海县志?序》述：“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烦剧”。上海地区已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清季末叶，人口迭有增加，五方杂处，万商云集，上海不仅为我国唯一大都市，而且也是世界名城。
上海在1843年开埠前，商业已渐趋繁荣，以后中外贸易中心渐由广州移至上海，从此上海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主要据点，除大批掠夺土特产出口外，大量进口洋货。洋商倚仗特权在上海纷纷开设进出口洋行。最早开设的是英国怡和洋行、仁记洋行等。据《洋务运动》（八）“上海杂记”记述：“道乐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初开贸易，统中国内地仅有洋人462名，西妇幼孩甚少。宝顺、怡和、仁记、播威等行为上海洋行之始”。到了1846年又有德商礼和洋行、禅臣洋行等开设，在1860~1893年间，上海洋行的设立象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后来兼营进口日用百货杂品的洋行，除了原有的怡和、仁记、礼和等外，尚有德商鲁麟洋行、宝顺洋行、森茂洋行、麦边洋行、祥茂洋行，美商科发大药房、茂生洋行等，法商康福洋行、永兴洋行、立兴洋行、笔喇洋行等，日商三菱洋行、三井洋行、大仓洋行等等约有三四十家之多。
上海开埠后，商业市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上海渐次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以洋行为中心，从事土特产出口和推销进口洋货的商业发展起来，而上海与全国各地内贸交流亦大大增加，这就逐步形成从上海通都大市到全国穷乡僻壤的商业网。就上海原有的商业市场来看，原来集中于南北二市的交易更为兴旺。
南市场原来集中在上海县城大东门、小东门和北门城廓附近，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城厢居民的增加和航埠逐渐向十六铺发展，商业市面亦相继向小东门内三、四牌楼、方浜路及城隍庙等地延伸。《县志》记载城隍庙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修复后，游人日多，商市日盛。“各业因见有利可图，纷纷以余地出租，造屋设肆，驯至园中几无隙地。”从此庙周围兴起了市场，成为商业资本行会集中之地。庙市场经营特色素以小（小商品）、土（土产品）、特（特色工艺商品）闻名遐迩。
北市场原来集中在新闸沿苏州河一带，亦包括租界区域。据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二月一日《江南商务报》记载：“上海南北两市绾（联结）华洋贸易之毂，百货鳞萃，价值低昂盈虚，消息攸关，本馆按旬出报，逐日刊表，俾各埠有所比较耳！”但是，在南北市场有所发展的同时，上海的商业中心已逐步向租界内转移，主要集中在黄浦区的沿浦滩一带，以后又从南京路由东向西逐步扩展。
上海百货商业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鸦片战争前的杂货店，当时杂货店已分化出少数经营高档用品的京货店。这是日用杂货店发展的第一阶段。鸦片战争后，随着进口洋货的增加，在杂货店以外，出现广货店、京广杂货铺与洋广杂货铺，这些店铺就是以经营洋货比重的不断增加而陆续发展形成的。这是日用杂货店发展的第二阶段。再以后从洋广杂货铺中分化出了经营洋货为主的华洋杂货业（批发）和百货商店（零售），这是上海百货商业历史发展渊源的主流。
在上海市场上，早期经营日用百货商品的基本上只有小“杂货店”，后来市场繁荣，商业发达，相继出现京货店、广货店和京广杂货铺。到了19世纪70年代前后，洋货大量推销，市场上又出现了洋广杂货铺，在这以后，又出现专业的批零分工。1880年以后，各地向上海采办洋货的客帮日益增加，洋行已不再接受那些小户的定货采购，因此较大的和新开的洋广杂货铺就先后兼营洋货批发业务。后来由于业务日益发展，一般中小型商店已应付不了大宗交易，而行业中的大户由于实力雄厚，逐渐专营批发业务，这种批零分工，使行业又一次向前发展。
受上海商贸发展的影响，祝桥集镇商贸也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道路。在清末民初，祝桥镇的新茂烟纸号、大成裕国药号、信昌南北货号、陈隆盛花米杂粮行，都是名闻沪上的著名杂货店。
清道光中叶，坦直汤姓富户到竹桥，在大水桥街（今众济街）开设新茂烟纸号，经营烟、纸、烛、皂、火油等杂货。嗣后，历经清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各朝及民国时期，新茂烟纸号虽历经战乱，但随着集镇的发展而日见鼎盛。20世纪30年代初，新茂烟纸号又在祝桥镇油车街开设分号——南新茂。是时，除由经理汤雨苍执掌店务外，还有账房、伙计、学徒、帮工10人上下。民国25年（1936年）新茂烟纸号建立100周年时，地方人士赠文为颂：“宝镜重磨益显，金刚百炼常新。不拔之基，河山并寿。”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茂烟纸号屡遭不幸。民国27年（1938年）“南新茂”遭日本侵略军的火焚。次年，店主又被杀害。新茂烟纸号汤姓家属百临困境，极力支撑门面，直至解放才获得新生。1956年春，新茂烟纸号加入祝桥文百合作商店。
大成裕国药号前身为“平心药店”，位于原竹桥镇油车街，坐东朝西，由倪墙高创设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为祝桥地区药业之先。清朝末年，平心药店因营业欠佳，由张氏风科嫡系张鲤庭、张亚卿与李宛花合股接办，改名“大成裕国药号”，经理范荣江。后由门生张书文接任，直至解放后参加公私合营。
大成裕国药号选材道地，制作精良，品种繁多，颇受医界称道。又研制张氏风科秘方丸散，故业务兴盛。
信昌南北货号由朱秀文创办于民国2年（1913年），货号位于原竹桥镇油车街与信昌街交汇处（今属祝桥镇东大街），拥有店堂、作场、仓库50多间和运货航船2艘。信昌南北货号除销售南北杂货外，兼设茶食工场、炒货作场，批零兼营。茶食工场特聘名师精制各式茶食糕点，其中尤以芙蓉糕最是脍炙人口。该糕用料考究，猪油氽炸，甜性足，上口松脆，当年与周浦三阳泰状元糕、新场徐福泰小酥粮齐名。信昌的枣仁饼亦以皮薄馅多甜性鲜美而有名。
20世纪30年代初，信昌南北货号生意鼎盛，雇员50多人，营业额最高年达旧法币8万余元。民国27年（1938年）秋，日本侵略军火烧祝桥镇，信昌南北货号焚于战火。
陈隆盛花米杂粮行于民国14年（1925年）创设于祝桥运盐河西侧（今南塘街）。是年，店主陈连生以其柴行老店转为杂粮店。后又进入上海交易所充当面粉经纪人，经营大为发展。渐次于浙江石浦设稻米收购座庄，于川沙、江镇设购销分号，有航船10多艘，往来运输。20世纪30年代，陈隆盛花米杂粮行又在祝桥殿庆桥东堍添造仓库数十间。民国25年（1936年）起，添置8.82千瓦柴油机1台，26英寸轧花车18部，籽棉加工成皮棉后直销上海。民国27年（1938年）起，添17.64千瓦柴油机1台，石磨3座，以祝桥地区生产的小麦加工龙牌面粉，主销南汇县南半部及江浙一带。解放初歇业。
大型百货公司（Department Store）创始于西文资本主义国家，是近代资本主义商品市场发展的产物。它的特点一般是股份有限公司组织，规模大，资金足，经营商品广，是一种设有各专业部的大型综合商店。在中国，先有洋商开设的百货公司，华商百货公司在二十世纪初由广州发展到上海，并比较集中于上海。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便逐渐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港口，又是沿海沿江物资集散的枢纽。随着国内外贸易的日益发展，上海市场日趋繁盛。洋货的输入，不但数量与日俱增，而且品种也不断扩大，在日常生活用品中还有一部分奢侈消费品。
帝国主义国家不但把洋货大量源源输入，还在上海开设洋商百货公司，专营零售业务。这些洋百货公司经营的商品中，有些是以洋人自己食用为名，如洋酒等。凭借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免税进口的。早在1854年8月26日《北华捷报（英文版）》分类广告的记载中，就出现外人所设立的百货零售店，不过一般范围尚小，有的还没有商店招牌，只用个人名义。如英商爱特华霍尔，出售的商品有面包、饼干、煤油、黄肥皂、毛刷、鞋刷、阳伞、纱袜、衬衫、台布、钟、呢帽、发油、香皂，以及各种餐具刀叉、盘锅、办公用具和玩具等日用杂品。这些零售商品最初虽主要是为居留在上海一些洋人消费服务的，但也已进入市场广泛销售。
我国的商业组织，原来只有独资与合伙两种。1893年（光绪十九年）清政府设商部，制定了商律及公司注册试办章程。此后华商企业的公司组织有了发展，尤其以上海，广州较多。
上海先后成立了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等股份有限公司，全都是以华侨资本为主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又成立了上海中国国货公司。
上海商贸的发展，也带来了上海地区独特的商贸文化发展。
上海商贸文化中有一个最具特色的中西合璧的西菜文化。
话说上海西菜（上海人又称大菜）的由来，不能不谈起祝桥人倪宝楼。据考证，倪宝楼活动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一时段中，是当时上海滩鼎鼎大名的西菜“厨王”，为上海西菜的发展演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西菜进入上海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事，上海成为对外通商口岸，一时外国的传教士和商人接踵而来，成为洋人的天堂和冒险家的乐园。西餐从此传入上海。先是外国人开设的西餐馆，最早有徐家汇附近的“亨白花园”，随后“老德记西餐馆”、“埃凡面包房”等，多分布在南京东路段。多为两块烧肉配上几个小番薯就算是一道菜，腥味浓重，中国人实在吃不惯。
当时中国人在上海滩开设的餐馆已有相当规模，吸引了很多当地的厨师加盟，尤其以浦东厨师见长，他们烧的上海本帮菜在上海滩大受欢迎，生意红火。此外，粤菜、潮洲菜、川菜、淮扬菜都在上海滩拥有大量的食客。
倪宝楼，南汇祝桥人（具体生辰不详），据老辈人回忆，倪宝楼出生贫苦，八岁就在当地有名的德兴饭馆打杂，十二岁拜师学艺，十五岁烧得一手好菜。青年时期的倪宝楼，祝桥当地甚至周边地区凡红白喜事都请他掌勺，久之，名气更响。
倪宝楼不仅在传统厨艺上精益求精，而且还大胆创新，南汇地区筵席大致有硬八样（八样菜）、硬十样（十样菜）、四炒六菜一点心一汤、六炒六菜二点心一汤、八炒八菜二点心一汤等数种，就是当时倪宝楼等厨师逐步规范摸索出来的，至今酒席还在沿用。但小小的祝桥镇已容不下倪宝楼的雄心壮志。
上世纪初，倪宝楼开始只身闯荡上海滩。
一开始，倪宝楼在一家绍兴人开的饭馆里当厨师。很快，小绍兴饭馆由于倪宝楼的加盟而名声大振，食客纷至沓来。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饭馆老板的小绍兴白斩鸡非常有名，这也是吸引顾客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倪宝楼总觉小绍兴白斩鸡缺了点什么，肉质不鲜美，比家里的散养鸡“九斤黄”都不如。于是他向老板提议，从浦东进一批当地人饲养的鸡来。这批鸡肉质肥嫩，体形硕大，鲜美异常，尤其是黄澄澄、热腾腾的一盆白斩鸡端上来，令人胃口大开。很快小绍兴的浦东白斩鸡就出名了。而倪宝楼冠以“三黄鸡”之名，因纯种浦东鸡黄嘴、黄脚、黄毛，早在清朝《川沙怃民厅志》就有记载：“鸡色黄体大，有九斤黄、黑十二之称。”故名“三黄鸡”又称“九斤黄”。上海人爱吃三黄鸡，乐此不疲。溯源的话，不能说与祝桥无关吧。
倪宝楼最大的贡献莫过于跟中国厨师们一起，研究如何西菜中化，中西结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海派风味。
西菜在上海经过了百余年的演变，不再是全盘西化，也不再简单用中国烹饪法烧制的“中西大菜”，而是真正吸取了西菜的精华，又融入我国食谱的成分，创制出独树一帜的上海西菜，即浦东大菜。它既不同于各式正宗菜肴，也有别于外国西菜，受到了外国人和中国人的欢迎。
如特色名菜烙蛤蜊，是将蛤蜊洗净滤干加料拌和后，仍放入壳内，再上炉烧烙，并加油、酒、大蒜泥、芹菜末，色泽鲜美诱人。
当时，上海人在福州路一带相继开了“一品香”、“江南春”、“一枝香”等西菜馆，这些有名的西菜馆都留下了倪宝楼的身影。倪宝楼在烹饪过程中，既讲究中国传统的烧法、刀功，又结合“爆、熏、烩”等西式烹饪技艺，讲究用料、做法精细，被誉为上海的西菜“厨王”。
倪宝楼在上海滩声誉鹊起，很多家乡人把子女送到他那儿拜师学艺。
一时浦西很多知名饭店的掌勺师傅多为浦东人。而倪宝楼最有名的徒弟当属浦东施湾乡滨二村的施阿江和冯金生，被称为“施阿江的刀功，冯金生的烧功”。
施阿江少年务农，生活困苦，20岁就拜倪宝楼为师，厨艺精湛，“刀工”更为引人注目，冷盆菜肴只只刀工精细，厚薄划一，造型别致。浦东的“菜刀”也由此出了名。
而祝桥本地的属杨金法最为闻名。杨金法为祝桥镇东杨家码头人（今金星村9组），幼年就拜倪宝楼为师，切配烹烧，都见功力，尤其擅长上海本帮菜。制作的点心，花色繁多，美味适口。当地人喜庆之事，争相聘之。
由于倪宝楼首创的“大菜”一出名，上海人的自制菜肴也统统改了名，全部称作为“小菜”。上海俗语中的“买小菜”、“吃小菜”、“小菜篮头”等，皆原由于此。
在上海的饮食文化中，还有一个特色，那就是南汇的瓜果文化。
祝桥是中国的西甜瓜之乡，此言一点不虚。南汇祝桥位于上海东郊，集长江之泥沙与东海之水冲积，土壤条件有利于西甜瓜种植。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当时祝桥农民就在解放思想的召唤下，开始试种大地西甜瓜。而走在前列的当属行前桥西首卫明村姚根才和长兴村周志明。
姚根才虽然只有高小毕业，但13岁就开始务农，牛犁车耙，尤擅农艺勤钻研。1982年，姚根才所种植的西瓜，获得华东六省市品尝会好评。1988年，他开始试种西莫洛托甜瓜，取得成功并在当地百姓中推广。
由于上海地区春夏之际多梅雨，大地栽培受自然条件的制约，经济效益上不去。
1988年开始，姚根才开始独创，用毛竹片搭成环棚，双层覆盖尼龙薄膜，用暖棚种植西甜瓜获得了成功，上市时间比大地西甜瓜提早二个月。金盾出版社《大棚温室西瓜栽培技术》一书，对姚根才的大棚甜瓜栽培技术进行了推介。
在姚根才、周志明等的带领下，1991年开始，祝桥镇开始大量引进国外优良甜瓜种子（伊丽莎白、西莫洛托等），与此同时，西甜瓜栽培技术也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从露地栽培发展到小环棚、中环棚，再发展到大棚（毛竹片），从原来的单层膜生产，发展到二膜、三膜、四膜，有的是五膜覆盖的栽培格局，从原来粗放型生产，发展到今天依靠科技进步的集约型生产，西甜瓜产量和产值发生飞跃，甜瓜，单产甜瓜亩产量达5000斤以上，西瓜单产40担/亩。全镇西甜瓜单户种植面积超过20亩的就有100多户，超过50亩的有30户，西瓜种植茬口也由夏季一熟改为夏季早秋熟、晚秋熟、三熟，主要品种：甜瓜有西莫洛托、网纹瓜等。
西瓜有小型瓜、早春红玉、春光、万福来、拿比富、阿富等。中型瓜以8424、早佳为主。一批种植大户如周志明、张水仙、徐建明等十几人还赴云南、福建等地种植西甜瓜，把市场辐射到北京、沈阳、广州、珠海、深圳等各大城市，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由于祝桥种植的西甜瓜土址条件优越，栽培技术先进，生产的西甜瓜糖度相比其他地区又高出2—3度，具有清凉爽口、蜜汁甜而不腻的特点。一出世，就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追捧。大棚早熟西瓜（8424）皮薄、汁多、甘甜、质脆、爽口，中心糖度在12度以上，曾连续四年获得上海市“特优西瓜”称号。早熟甜瓜果型圆整，大小均匀，无斑点，中心糖度在14度以上。瓢色有红色、黄色、双色等，品种有30个之多。
西甜瓜销售遍及上海各大果品交易市场、超市、宾馆，以及南京、杭州、无锡、苏州、常熟、温州、宁波等地，被誉为中国西甜瓜之乡。
与此同时，为不断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和综合竞争力，政府还积极扶持和鼓励农业新经济组织的发展，加大了一些“基地场”的建设，积极探索“公司+农户”，“基地+农户”等组织运行模式，组建了农副产品专门营销公司，并注册“海马”、“珍田”等西甜瓜品牌商标，形成市场运作机制。
通过长期的生产经营实践，祝桥镇以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为契机，依托区域优势，加快现代农业园区的建设步伐，在原有一些西甜瓜种植基地的基础上，通过区域化布局的不断完善，进一步致力于组织化、产品化和规模化生产经营，以开展西甜瓜生产的产地认证和产品认证等措施来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技术，使祝桥镇的西甜瓜在市场上占有更多的份额和知名度。
浦东是上海四大桑田的发祥地之一。
早在明代开国时期，当时的棉花栽培传到长江流域已经有一个半世纪左右了，长江和黄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很多地方都已栽培它。
明太祖朱元璋在灭元以后曾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并且规定金银、棉布、棉花和丝织品，同样可以用来作为缴纳田赋的实物。这些规定说明，这时棉花在衣被原料中和丝织品已占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地位。
棉花、棉布地位的上升，意味着蚕桑业的一定萎缩。不过蚕桑业的萎缩在全国各地并不是齐步的。即使号称蚕桑业最发达的太湖地区，各县也不一致。江苏的昆山、太仓，以及现在上海市所辖的郊区，在鸦片战争前，这些县很少栽桑养蚕，鸦片战争后开始有人在这里提倡蚕桑业。
先说松江，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就有人栽桑养蚕。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有浙西人逃到松江来避难，他给松江人传授了湖州一带的栽桑养蚕技术。19世纪末，松江府的地方官也提倡蚕桑。
上海归安人沈秉成，在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先在镇江做官，在镇江、丹徒提倡蚕桑颇有成绩。同治十一年，来上海做官，曾从他的家乡购买桑秧数万株，分给邑民种植。经他的提倡，沪西很多地方桑树蔚然成林。后来因上海城市的发展，蚕桑才逐步为市政建设和蔬菜生产所挤占。
其实在木棉未兴之前，上海也事蚕桑。蟠龙塘曾有绫锦墩，为元人钱全衮种桑的名迹。徐光启也尝植桑园，劝乡人蚕桑，但由于木棉之利兴，皆不肯从事。自道光末年，浙西、江宁人来此避难，华亭诸生顾华琳、庄镜新自植数千株于家园，浦南和浦东地方蚕桑事业渐渐兴起。
南汇县知县罗嘉杰，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设种桑局，买田四亩为桑园。捐利购蚕，督民种植。至光绪五年前后，又有县令金福曾的提倡，使周浦、祝桥、新场、六灶各镇桑树遍地。由此奠定了祝桥南汇四大桑田发祥地之一的称号。此前一年苏松太道沈秉成捐廉购买柔桑数万株，命城董设局分给乡民种植。并刊发《蚕桑辑要》一书，推广技术。
后两江总督左宗棠也购桑秧，使徐家汇、漕河泾、法华一带桑树蔚然。同治至光绪年间，州牧吴承璐于太仓设桑秧局，劝民领种，到光绪中叶，钱门塘一带“里无不桑不蚕之家，时号小潮洲”。
光绪二十九年，青浦知县田宝荣设课桑局，并辟实验场于北门校场，以澄照寺所捐荡息购买桑秧，遍植全场隙地及城根灵园四周，并育蚕于邑庙。宣统元年，又有吴绍书等创设蚕桑研究所，并于重园陆将军墓旁边，栽种桑树二千余棵。之后上海丝厂盛开，广收蚕茧，乡人对蚕桑刻意讲究。此时土纺棉布为洋布排挤，蚕桑逐有“济棉布之穷”的效用。
明末时，桑园施肥技术在上海发展很快。当时采用的方法是：冬肥要用迟效性的河泥，每亩并三、四十担羊舍厩肥。施冬肥以早为宜，羊垃圾最迟在立春左右施下，施后随即翻入土中，翻后耙平土面，上再覆盖一层河泥。迟效性肥料在土中腐熟分解，开春天气回暖，桑树回复生机后，立即就能吸收到充足的养分，使每一个冬芽都能充分发展。
桑园春肥在清明前后施下，夏肥在采收桑叶后立即施下。春肥、夏肥一般施速效性的人粪尿。春肥的作用在提高桑树的发芽率，促使桑叶旺盛生长；施夏肥则有利于抽长新枝，生产枝叶。桑园秋肥在农历八、九月中施下，此时桑树的根茎等组织即将积储养分，施用秋肥对明年春叶很有影响。《蚕桑捷效书》中引用一条农谚：“二月培叶，九月培条”，就简洁地指明了春肥、秋肥所起的作用。
桑园施肥，一年罱泥两次，一次在冬春间，一次在8月中，前者用于春肥，后者用于秋肥。太湖地区农民栽桑，很强调施用河泥。施用河泥不但增加土壤的肥力，还改善土壤的物理性质。桑园施用河泥的土壤，“坚而又松，雨过便干”，符合桑根的生理要求。施用河泥另一个好处在于补偿一年中被雨水冲刷淋失的泥土。南汇地区河塘很多，河泥的来源很丰富。因此河泥是南汇地区桑园常用的肥料。
浦东地区农民对桑树施肥，不仅已有相当丰富的认识，而且也建立了一套比较合理的施肥制度，这对桑园的其他管理措施的精细发展，也是有推动的。因此，当时浦东地区桑园茂密，并非完全出于自然条件的优越，更主要的还是蚕农们丰富的栽桑经验和勤奋耕作的结果。
在上海地区民间传诵着这样一首歌谣：“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两只筒子两匹布。”
这里所说得黄婆婆就是闻名古今中外的著名棉纺织革新家黄道婆。
中国著名的蓝印花布，就是出自黄道婆之手。正是因为有了她，海南先进的纺织技术才被带到了江南，才推动了江南地区棉纺织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使棉纺织品也走入祝桥的寻常百姓家。
黄道婆十二三岁时，为生活所迫，给人家当童养媳，而偏偏又遇上刻薄的婆婆、蛮横的丈夫。一天，由于劳累过度，她织布时速度慢了一些，公婆、丈夫以此为借口，将她毒打一顿，锁在柴房里不给她饭吃，不让她睡觉。
黄道婆无处诉苦，便横下一条心，在房顶掏了一个洞，逃上了停靠在黄浦江上的一艘帆船。
传说，黄道婆乘坐的帆船太小，不能渡海。她便在别人的帮助下，随船到了周浦，又过六灶，经祝桥，一直到了泥城。在泥城住了数天后，便随船出了杭州湾，到了海南岛南端的崖州，从此开始了不平凡的生活道路。
黄道婆到了海南后与黎族人民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与交往中，努力学习和掌握当地先进的棉纺织技术。黎族同胞的细心传授，黄道婆自己虚心刻苦的学习，使她了解并熟悉了各道纺纱织布工序。在实践中黄道婆还融合吸收了家乡织布技术的长处，逐渐成为有着精湛技术的纺织能手。
在海南生活劳作的20多个春秋一晃就过去了，中年之后的黄道婆，思乡情切。
黄道婆在元成宗元贞年间（1295-1297年），带着黎族人民的深情厚谊和祝福，身背踏车、椎弓等纺织工具，踏上了北归的路途。并决心改革家乡落后的棉纺织生产工具。
在弹棉设备方面，黄道婆之前江南虽已有弹棉弓，但很小，只有1尺5寸长，效率很低。黄道婆推广了4尺长、装绳的大弹弓，使弹棉的速度加快了。
就棉纺织的各种工具而论，最值得注意的还是纺车的改进。棉纺车来源于麻纺车，而麻纺车是由纺丝的莩车演变而成的。黄道婆推广了3锭棉纺车，使效率大为提高。
在王祯《农书》里可以看到这类棉纺车的图像，它是用脚踏发动的。多锭纺车在没有发明机械化的握持工具“罗拉”以前，单凭双手握持3个棉筒捻絮，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手工纺织技术之极高的水平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过，当未发明珍妮纺纱机时，德国有人发明了一种有两个纱锭的纺车，但能够同时纺两根纱的纺织工人却几乎和双头人一样不易找到。可见黄道婆在这方面的成就之不易了。
黄道婆将黎族人民先进的棉纺织生产经验与汉族纺织传统工艺结合起来，系统地改进了从轧籽、弹花到纺纱、织布的全部生产工序，创造出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把自己掌握的织造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家乡人民，迅速把江南地区的棉纺织技术提高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经过她改进推广的“擀(搅车，即轧棉机)、弹(弹棉弓)、纺(纺车)、织(织机)之具”，在当时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此外，黄道婆还推广和传授了“错纱配色，综线挈花”之法，后来松江一带织工发展了这种技术且更加精益求精。她还把“崖州被”的织造方法传授给镇上的妇女，一时“乌泥泾被”闻名全国，远销各地。
乌泥泾自从黄道婆传授了新工具、新技术后，棉织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到元末时，当地从事棉织业的居民有1000多家，到了明代，乌泥泾所在的松江，成了全国的棉织业中心，赢得“衣被天下”的声誉。
在黄道婆纺织技术的推动下，南汇地区纺织、竹蔑、木作、铸锻、榨油、烧砖等手工业，相当发达，历史悠久。
据《光绪南汇县志》记载，南汇人民在“黄昏后，男则踏车或编蒲包，女则纺纱织布，率至三鼓始睡，织成布匹售于市”。
清康熙年间，刺绣和花边业传入，从业者日众。1936年，祝桥地区的花边业有大新、江志源、利亚、协盛兴等。据1933年资料，沈庄地区刺绣人员百余人，祝桥地区有花边公司1家，从业人员达3300多人。至于现代纺织工业的出现，则始于清末民初。1911年创办的周浦协盛布厂，为南汇现代纺织业之始。1912年，坦直人胡簋铭从日本购回日式袜机，开设了第一家针织袜厂。织袜业从此流传南汇。以后，袜厂日增，南汇成了国内袜子的重要产地之一。
1922年周浦齐协泰轧花厂采用柴油内燃机动力，1929年建立的沈庄恒大花厂，使棉花加工实现机械化。1947年建立的黄路申久花厂，率先使用现代气流式锯齿轧花机。
南汇盛产棉花，土纺土织历史久远。自清末始，一批纱、布厂相继建成，至1949年解放时，年产棉纱（混合量）2957件，棉布15万米。1962年，境内8家棉纺织厂全部划归市管。1974年，市区大工业扩散，南汇新建了祝桥东海、万祥、老港3家棉纺织厂，随后，棉纺织企业进一步发展，1978年10月，盐仓织布厂建立。至1985年，南汇有各种纺锭3.3万，备有织机5222台，年生产棉布9500多万米，坯绸1600多万米，棉纱2950吨，还生产了大量的棉毯、毛巾、围巾及“开司米”等。
时至今日，祝桥东海仍被誉为纺织之乡，拥有上海申和棉纺有限公司、上海市南汇第二棉纺厂、兴兴制衣有限公司、开捷纺织原料工贸有限公司、上海东珠针织服装有限公司等众多纺织、制衣服装企业。
祝桥制衣业已创下了众多的自主名优产品，如“珍珠牌”、“美化牌”服装等。而舒维特、华东服装等系列，早已名扬四海，远销欧洲、北美等地区，是南汇的创汇大户。
中国道教在元代以后可分为“正一派”和“全真派”，上海地区当属“正一派”。
上海的道教音乐因为曲目、仪式等不同，分为“东乡派”和“西乡派”。南汇因在浦江之东，濒临东海，故属于“东乡派”。南汇的道教又因演唱、演奏的艺术风格、法事组合的不同，呈现了东北派、东南派、黄路派、西派、城派、艾派、桥头派和大沙派等。其中东北派因流传于南汇东北片的祝桥、六灶及原川沙县的东南部而得名。
南汇道会司的历史可追溯到清乾隆、嘉庆时期，清咸丰时县衙署专事道教管理的南汇道会司道士姜海春，其师公何通御、何通御的师傅林雪岩都是南汇道会司的道士或法师。姜海春之子姜肇周（1867—1933）出生于道教世家，长大后曾拜江西龙虎山六十二代天师为师，他是南汇很有名望的秀才，也是当地公认的道士、法师的启蒙老师。他培养出的著名道士、法师达七十二之多。姜肇周与师兄夏雨人、方尚宾、朱棣花、闵秋槎长期合作中，创造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故被誉为“一代宗师”。
“东北派”是南汇道教各派中人员最多、活动范围最大的派别，其道士、法师大多数系姜肇周的门徒。东北派的流传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有据可查的就有四代传人。第一代有张佐江、张佐征；第二代有朱永汀、严妙根；第三代有曹志仁、陆春梅、孙志葵、瞿海根、范亚弟、陈水宾、张保根、瞿杏才、石春江；第四代有温正修等。
“东北派”中有不少人担任过沪剧乐师。沪剧起源于本滩。本滩曾流行于祝桥、大团、横沔等地，后改为“申曲”，再改为沪剧。至今沪剧还保留着“阳挡”、“花鼓调”等“浦东花鼓戏”的曲牌。花鼓戏在南汇流行至今也有二百多年历史。“浦东花鼓戏”类似东北的“二人转”，演出时，女演员腰系两头鼓，男演员击打小锣，边击边唱，载歌载舞。因流传于南汇、川沙及上海县一带，故称为“浦东花鼓戏”。后因艺术表现需要，遂由“二角档”，演变为“三角档”、“多角档”。“浦东花鼓戏”的宾白多用土语，在乡中流行。但因演唱时多淫词，又杂入妇女，故又称为“花鼓”，历史上曾两度遭禁演。
在南汇道教“东北派”中的宣卷也极负盛名。宣卷又称为“唸宣卷”，最早的宣卷表演形式为单档，一个人边翻宣卷边击木鱼演唱。后改为双档，即再一个碰铃。祝桥宣卷为四档，书桌左边称为上手，专门饰演男角，兼敲檀板，又叫“老郎”；上手后面坐着下手，专门饰演女角，如丫环、小姐之类，兼敲大、小木鱼；右前一档是拉二胡的，兼演跑龙套角色，跟唱拖腔。右后一档是演反角的，敲着碰铃“击子”，跟唱拖腔。
宣卷其实源于唐代的“俗讲”和宋代的“谈经”，是佛教徒及其信徒宣讲“室卷”的一种称法而已，后来就逐步演变成曲艺。宣卷，从理论上说应该属于佛事类。“正一派”又系指道教，但在祝桥乃至南汇、川沙地区，佛与道并不严格区分，“东北派”也就成了真正的“海派”。其演唱、演奏特点最显著的艺术风格，则可反映在清音班。不少清音班演奏人员，在博采众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海派艺术风格，行腔婉转、演奏细腻。音乐节奏常以沪剧“流水板”、“中板”、“慢中板”的形式出现。祝桥地区的乐队演奏水平，是“东北派”中最具特色的，“东北派”又是南汇地区各派别公认为最高的。
在清末民初时，清音班的前身应为鹤器班。鹤品，是南汇民间吹打乐的统称，因吹奏员的吹姿犹如白鹤昂首而得其名。据《分建南汇县志》记载，南汇鹤器距今二百多年前已十分流行。鹤器班的班主被称为“门图”，这些“门图”有固定的营业地盘（区域范围）和权利。无非是三件事，属所辖占区域范围对为客人，一是操办婚庆、二是出丧、三是节庆（包括庙会、及新官上任）。透彻地讲，就是为红白喜事当吹鼓手。百年前，鹤器班的礼仪吹奏逐渐被清音班所取代，鹤器艺人开始学习清音，成为清音艺人。清音班演奏的最大特点就是“清音丝竹”。
“清音丝竹”的乐队编制早期分“一桌头”，即八个人或“两桌头”的十六人。清末民初，流行“二吹、三敲、三弹、三扯”和“三吹、三敲、四弹、四扯”。南汇人称“拉二胡”为“扯二胡”，因此，“三扯”、“四扯”的“扯”，即“拉”的意思，如果你不会拉二胡，南汇人就会话侬是“扯乱弹”，“扯乱弹”成为南汇土话，至今乡音未曾改，处处入耳来。整个乐队除了二胡外，还包括笛、笙、箫、梆板、铃、彩盒、月琴、琵琶、三弦、泰琴、板胡、椰胡、京胡。
“清音丝竹”在20世纪—30年代为鼎盛时期，史料称“平均每个村就有一个清音班”，南汇全县多达150多个。最有影响的当属由徐海泉在祝桥盐仓地区创办的“马立斯国乐社”，还有横沔的“联谊国乐社”、三灶的“朱四房清音班”，以及周浦三角地区的“丁家班“等。祝桥“清竹乐队”至今还活跃在南汇地区。
清音班一般分两种。一种叫“门图清音”，乐手平时务农为主，遇乡邻有婚丧之事，应邀去作礼仪演奏，收取一点费用；另一种叫“白相清音”，一般由医生、教师及匠人等组成，主要是自娱自乐。这些清音班，少则五、六人，多则二、三十。
清音班以婚丧服务为主，所以常见的演奏形式分为立奏和坐奏两种。立奏常出现在娶亲、送丧路上，也常为庙会仪式开道；坐奏则在农家客堂或舞台。
因清音班在祝桥地区流传最甚，也最活跃，因此有关祝桥清音班的传说故事也就最多。如传说中发生在清光绪年间祝家桥钦公塘外杨家宅杨秀桃“对牛吹笛”的故事；1943年，盐仓马家帮和祝桥等清音班前往横沙参加庙会，清音班船队在海上四船排开，齐奏《十面埋伏》，与日军侵略者周旋的故事；还有共产党领导的“保卫四中”中队长连柏生，巧编《汉奸婆哭七七》的哭丧歌，警告汉奸的传说等。
张闻天同志，又名洛甫(1900-1976)，是老一辈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上海市南汇县人。少年时期，他先后在族侗私塾、康家宅小学和汇南小学（今南汇惠南镇小学）读书。1914年，张闻天考入浦东中学，1916年，进人吴淞水产学校，19l7年，去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攻读。1920年，张闻天赴日本留学。1922年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勤工俭学。1924年回到上海。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联留学。
张闻天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优秀的共产党员。
解放前，他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总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等重要职务。建国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等重要职务。因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于1976年7月7日在江苏无锡含冤逝世，终年76岁。
张闻天是祝桥人，恐怕还有许多人不知道呢。那还得从张氏家族的由来说起。
张姓不仅是中国的一个大姓，也是上海浦东的一个大姓。浦东的张氏家族渊源流长，可以一直追溯到南宋时期。
张闻天的祖辈，有教书的，有从医的，也有靠土地吃饭的庄稼人，他们像多数中国人一样“尚诚朴，崇节俭，交接以礼，非读即耕，忠厚敦睦”。
据有关史书记载：张闻天的祖先原是河南人氏。南宋初，张氏祖先随皇室南迁，先在江苏松江，后移江苏浦东周浦一带。明永乐年间，张家先祖的其他父母兄弟一辈，都被明成祖朱棣赶往北京去了，只留下张仲清一支。为了躲避征召张仲清便携其妻邬氏在浦东南汇的利造桥隐居下来，从而成了浦东南汇利造桥张姓的始祖。
至明世宗朱厚执政时，倭寇开始侵犯我东南沿海地区。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寇首王直由浦东川沙分兵两路，一路北窜嘉定，一路进犯南汇、新场一带。
潘元孝、闵电等带领乡团民兵阻击，战斗激烈，然因敌众我寡，终于败阵，结果南汇利造桥周围的村落，均遭倭寇烧毁。利造桥周围到处是“积瓦烁成墩”，后来这地方就被当地居民习惯地称为：“瓦屑墩。”（今南汇瓦屑）
张姓氏族遭受这场特大的浩劫，被迫扶老携幼，四散迁移，其中有几支向东躲避，迁移到属于盐场管辖的五团、六团一带的海滨。
张闻天的直系祖辈，就在五团八甲（今浦东南汇祝桥填东北的明星村）定居下来，后来张家后代子孙及当地乡民把当时的盐场五团八甲都称之谓南张家宅。
清朝雍正十年（1732年），上海浦东海滨发生一场特大潮灾，把浦东外捍海塘冲成一片汪洋。居住在浦东南汇五团八甲南张家宅的张志亭，因子孙繁衍，又为躲避东海大海潮灾害，就在南汇祝桥镇的朱家店北首钦公塘内杨家宅买下了一幢二进深的绞圈房子，张志亭就把他的二至五房子孙们迁来居住。
张志亭与他的子孙迁到杨家宅后，居住问题是解决了，可是日常生活来源问题仍没有解决，因为他们在杨家宅没有自己的一块田地。为了生活张志亭只能向当地富裕人家租种，因为张家是外姓人家，租种的收成开始是三七分成，后来四六分成。虽然张家人租种田地生计，但是他们仍然继承祖传中医，以行医为生，从没有放弃过。
为了在杨家宅上站住脚跟，张志亭与子孙商议决定，除了发扬张家的祖传中医事业外，他们决定在外捍海塘外的海滩涂盐碱地进行围堤垦荒。
在征得朱家店和杨家宅上的士绅与居民们同意后，张家的子孙们开始在外捍海塘外进行围堤造田的垦荒试验，经过张家人的辛勤劳动和对海涂盐碱地进行多次改良，终于使外捍海塘外垦荒的土地有了劳动的成果。
由于张家人的艰苦创业和勤俭持家，逐渐有所积累，张闻天曾祖父张厚春和曾堂祖父们的父辈们，准备在这块土地上长期居住，开始在杨家宅进行买地造屋的酝酿和准备工作。
由于外来张姓人家的迁入，杨家宅也从此也逐渐兴旺起来，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姓人家在当地的影响逐渐增大，杨家人却因外迁而日益衰弱，杨家宅的名字也开始慢慢地被人淡忘，最后被张姓所代替，而易名为张家宅，浦东南汇朱家店北张家宅遂由此而得名。
张闻天的曾祖父张厚春，属先祖张志亭的第二房子孙。
大约在1880年以后，张厚春和其堂兄又在北张家宅西侧选择土地，两家又合建了一座江南特色的三合院的新房，新房前是“秀才巾”门庭，中有院子，后为正屋，是一幢当时江南浦东农村典型的一正屋二厢房的民宅，房屋四周环境优美。屋前植有坚实的榉榆树，高大雄伟，屋后育有茂密的翌竹，迎风摇曳；南边有条通潮港河道，有利灌溉运输；北边有家用小河池塘，方便取用洗涤；西边为大片农家良田，便于耕耘管理；东侧钦公塘横贯川南二县，交通十分便捷，真乃风水宝地，农家的良好处所。
1900年8月30日，张闻天就出生在这新建房屋的西边正房内。造房、结婚、生子，乃人生中的三件大事。浦东人对造房、婚嫁、生子又特别看重，张闻天出生后的第三天，其父亲张芹梅就按照浦东当地的风俗习惯，请近亲和乡邻“吃三朝面”。这天，张家象造新房一样邀请了当地的乡邻和亲友，并请来人给孩子起名字。给张闻天起名的是住在张家宅村东头的张家长辈张柱唐，张柱唐是张家宅上的老秀才，他不仅设馆教书，而且兼做“郎中”（中医）。
老秀才博学多才、精通诗经，他用《诗经?小雅?鹤鸣》中的诗句“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给孩子起名为“应皋”（也写作荫皋），字闻天。
张芹梅夫妇对老秀才张柱唐为小儿起的这个名字十分满意，而且典故也用得十分贴切。
张家宅靠钦公塘西，抬脚即可跨过堤岸，塘东就是一大片一望无际的荡田。这荡田与东海海涂接壤后又向外延伸。
这里不仅是仙鹤鸣叫水乡泽园，而且也是浦东农家、渔家人赖以生存的农牧富渔业收成的一块宝地。这里仙鹤在芦苇草泽的荒野之中鸣叫，宽它声音可以一直传到九天之上，《鹤鸣》这首诗的意境，也就隐隐含着这样的意思；在张柱唐看来凡有之士，都能为国为民，上达君主，下通百姓，作为君主要倾听有识之士传来百姓的声音。
两年前戊戌新政失败，两个月前八国联军入侵，先占领天津卫，眼下又将打进北京城，造成泱泱大国任人宰割的局面。在张柱唐秀才看来，这全是当朝皇帝昏庸，不能采纳贤明之士谏义的结果。所以张柱唐给张芹梅长子取名闻天之意，其含义就蕴藏这一层深意。也是对襁褓中的新一代寄予着朦胧的希望：要改变中国贫弱、屈辱的局面，改变中国的命运，开创一个新的中华。
张祥甫与张芹梅夫妇十分感激老秀才给孩子起了这样一个响亮而有讲究的名字。不过孩子还小，从小长到大，人吃五谷杂粮，也免不了会有三灾六难，关卡多得很，农家的孩子还是贱点好养，所以张祥甫又给张闻天起了个奶名叫“阿毛”。
在上海浦东农村称男孩子为“小毛头”，所以叫“阿毛”，“毛毛”者甚多。张闻天孩提时期村上人都叫他“阿毛”，少儿时期在家乡张柱唐私塾读书时都是用“应皋”以及后来在汇南小学和浦东中学读书时也用这个名字，直到考入上海吴淞水产学校后，他才真正起用张闻天这个名字。
此后，从祝桥走出了一个张闻天，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古迹遗址在祝桥境内现保存不多，有一定价值的更少，但不能由此而否定凤毛麟角之珍贵。
游历祝桥，在祝桥镇西有一条中大街，街为南北向。
据史料记载，明嘉靖年间太学生乔镗为抵御倭寇强盗，在祝桥开挖御寇河，河上架有横竹，“竹桥”之名由此而来。后来，祝桥地区依托老护塘为市，逐渐发展成为集镇，取名为祝家桥。
祝家桥的鸭滩渡曾是民国时期修建的上川铁路终点站，祝桥老镇也就成为南汇东北部至川沙东南隅最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20世纪70年代以来，祝桥镇新街不断兴建、拓展，镇区渐渐外扩，祝桥中大街商店也逐渐迁出，但老街北段的街面房至今仍保持原状，寻觅老街，古韵犹存。
在祝桥镇立新村2组有座叶家石桥，又名泰兴桥。泰兴桥由叶怡园建于明天启二年（1622年）。在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和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曾两次重建。泰兴桥桥脚有两幅桥联。东侧桥联：“明月夜渡鹊飞高，日暖沧江龙卧稳”。西侧桥联：“千秋利济思先泽，一脉相承裕俊昆。”
集庆桥，位于祝桥镇祝西村9组。由张沛和建于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是祝桥现存的古桥之一。
在祝桥现存古桥中还有一座建于清代的万安桥，又名徐典桥。万安桥为三跨石板桥，桥两侧有桥联：“通东西往来无忧徒涉，济南北奔走共兴太平。”万安桥曾于1911——1912年重建，现存于祝桥镇卫民村15组。
在祝桥盐仓的星火村7组，还有一个被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即六墩天主堂。六墩天主堂建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1998年修复。六墩天主堂是上海地区早期天主教传教场所，建筑体融合了西方宗教建筑与中国江南乡土建筑相结合的早期风格。教堂的西门首书有“遵圣训”三字，而东门首书的却是“传黄道”三字，正门洞上书“荣升天国”。中西宗教文化的结合，由此也可见一斑。
浦东南汇地区留存一些革命战争时期地方武装的领导机构遗址和重大事件纪念地。祝桥被列入南汇区文物保护点的纪念地原址二处，一处是反抽丁农民运动集会遗址，另一处是南汇保四中队部遗址。
反抽丁农民运动集会遗址位于祝桥镇新东村。1947年国民党政府大举抽壮丁，中共塘东区领导发动了反抽丁运动，千余名农民群众手拿扁担、锄头、镰刀等工具，到竞新小学（即现遗址）操场，并从范家路出发，一路步行经盐仓到南汇东城门外，高喊口号，焚烧东城门，迫使伪县长出布告停止抽丁，这一反抽丁农民运动震惊浦东。
南汇保卫四中队部遗址位于南汇区祝桥镇盐仓新如村。1938年初，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成立。浦委书记陈静得知东海地区组有巡防队，就派周强到东海六如村与郁德祥等进步青年秘密组织抗日自卫武装。1938年9月，地下党在这里成立了“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简称“保卫四中”，由连柏生任中队长。
张闻天同志 (1900-1976)，是老一辈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上海市南汇县人。少年时期，他先后在族侗私塾、康家宅小学和汇南小学（今南汇惠南镇小学）读书。1914年，张闻天考入浦东中学。张闻天曾赴日本留学和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勤工俭学。1924年回到上海。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联留学。张闻天解放前，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总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等重要职务。建国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等重要职务。因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于1976年7月7日在江苏无锡含冤逝世，终年76岁。张闻天曾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浦东现设有张闻天故居。
早在元末明初，日本西南的封建诸侯，组织了一部分武士、浪人、商人，经常在我国沿海进行武装掠夺和骚扰，历史上把他们称为“倭寇”。倭寇中时常还混有我国沿海岛屿中的匪类。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如原杭州虎跑寺僧徐海就是浙江寇首。朝廷多次派兵镇压这伙匪徒，其中也涌现了一批浦东抗倭壮士。
在浦东人民的抗倭斗争中，少林寺僧也曾应募前来相助过。传说，少林寺僧曾驻扎在祝桥“御寇河”一带，被当年百姓称为“僧兵”。在浦东抗倭斗争中壮烈牺牲的少林寺僧，就有澈堂、一峰、真元等壮士。
从元代末年起，日本九州一带的封建诸侯纠集武士、商人和海盗，不断骚扰我国沿海地区。到明代中期，倭患非常猖獗。上海处于严重灾祸下，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到三十八年（1559年），历时六年之久。《吴淞甲乙倭变志》一书曾记述：“闽为盗薮，浙开祸先，狡夷与豪民市于内地，而劫端不可制矣。”说明倭寇前来骚扰时，都以商货为伪装，伺机劫掠；而大陆上的大地主、大商人中某些民族败类，则与之相勾结，引领出入，伙同分赃。
倭寇剽掠上海之初，人数不满百。倭寇最先突袭的是嘉定宝山，宝山烽火堠航行指标成为倭寇盗掠的航标；以后又骚扰南沿。“时承平久，沿海地方民不习兵，而越海孤寇，锋甚锐。”上海县当时还没有城堞，倭寇遂得饱掠于市。不久，倭寇的人数增长到一千多，驾三百余舟舸从海口、周浦两地登岸掠抢。朝廷官兵皆乌合，屡陷贼伏。嘉靖三十二年五月以后，“浦东沿海二百里，新就倭络绎无虚日矣。”
上海县人顾从提出筑城自卫的建议，得到知府方廉同意，趁倭寇去间歇的时间，在滨浦上海县治所在地，开始筑城于十月动工，十二月竣工。短期成城，显然是用版筑的方法。
张鹗翼《守城记》说：“土物甫程屡啮，则重关无结草之固；楼橹方作而未备，则群情怀累卵之危。”所在之城并不坚固。抗倭战斗仍然是很艰苦的。
嘉靖三十三年正月，贼首萧显率众登岸逼至上海东门外，甚至洞穿民居的楼房俯瞰城中。幸亏佥事董邦政固守城池，“以神枪手备新城栅处，贼当之辄毙”。经激战十八天后才解围。
三月中，各路倭寇又集中黄浦出海，时值大风雨，倭寇覆舟，没有得逞。倭寇于是就再次集聚登岸，分据周浦、下砂、新场作为久留之计。倭寇又占据柘林作犄角相呼应。明军或战死或失机，总无成效；唯有把总娄宇在收拢散亡的兵士，召募民壮，选勇者三百人，昼夜训练，趁倭寇分道劫掠时，以较优势的兵力于“呼吸间剿杀之，不损一兵”。倭寇为此畏惧娄宇所率领的兵勇，不敢再轻易放肆了。
当时，柘林地区是倭寇的一个重要基地，这是因为“各处登岸多滩途搁浅，柘林独否，来易登岸，去易开”。又“海滨至内地，必由小港出浦（黄浦），若非潮至，则水涩难行。柘林之西独有上横泾、欢娱庵深阔可纵行舟。片帆出浦，自叶榭十八里即抵郡城。”因此，倭寇即以此为劫掠上海的据点。
四月初，倭寇大股由上海陆道逼近松江府城，纵伙城外；泖湖东西各镇备受惨祸。
九月中，柘林倭寇攻打青村所城，“作梯级，以门为楯，将肉薄登城”，威吓城内献纳布帛金银。又驱赶乡民“舁云梯，杂包担，迤逦护塘间”，分散城中注意力，乘间进兵，分布四门。海螺声动，倭寇挽牌舞刀，蹑梯直登。城上矢石雨下，军士以胡叉推梯，情绪愤激，甚至裸坐堞头发包，火药俱尽，城得保全。
到十二月初，大雪竞日，倭寇又潜至，以棉被蒙首渡壕，又置衣矛端，加冠其上，伪装成人状，试探等堞，城中无觉，遂被攻破。倭寇攻进城内后大事屠杀，纵火彻晓。
嘉靖三十四年二月，知府方廉号召沿海有力富豪，召募民壮训练，让豪绅自己组织力量展开自卫，有功者则报上请赏，由此战功渐著。升为参将的娄宇仍以快速袭敌不使漏网著名，兵声大振。
三月初七日，倭寇三四千自海边攻来，围团上海县城。董邦政迎战倭寇于浦东陆氏园。一贼首着红衣乘白马舞刀前来冲击，海防兵陈瑞则挺戈独斗，斩下贼首，寇众惊恐万状遂后退。这时勇猛的陈瑞口衔贼首，追逐敌人落浦，城上观看的军民气壮呐喊助威，董邦政立即擢升陈瑞为千长。
金山副总兵俞大猷，先是在浙江海上击倭有功，倭寇移巢上海的柘林后，新旧盘结达二万人，俞大猷则被派来提督金山。
俞大猷到任数日，兵不满三百，总督张经却檄令让他出战，俞大猷不听，说：“我可以受死罪处分，但不能使出击不胜。”俞大猷并不是胆怯违命，而是抓紧时间整治河船，掩藏兵器其中，迎贼之来，而跟踪于后，趁间纵击之，结果斩获颇多。
太湖东南岸的平望一役，与永定客兵分路合战，斩敌首至三千余级。其后倭寇屯于陆金坝；俞大猷又趁倭寇渡坝时，使埋伏河中的船兵突击，斩首千余，柘林寇巢几乎成空。
嘉靖三十五年二月，充当倭寇内奸的杭州虎跑寺叛僧徐海复归倭巢柘林，但寇势多次受到挫折。上海沿海兵勇已有实战经验，寇来失利，失败者多被俞大猷歼灭于海上，生还无几。
到三十八年，倭寇穷蹙，只能盘踞崇明三沙，结果也为明兵所截。倭寇无奈中于七月遁逃到扬州，上海境内，倭患始绝。
上海县城在嘉靖三十六年时作了补充修整。原来周围九里，高二丈四尺；陆门六座，东名朝宗，南名跨龙，西名仪凤，北名晏海，小东门名宝带，小南门名朝阳；水门三座分别跨肇嘉浜、方浜和薛家浜，与城濠相通；敌楼二座；平台二座；雉堞三千六百余。三十六年增建敌楼三座；沿城增箭台二十；要害处建高台层楼三座，在北门与小东门之间，称镇武台、制胜台、万军台，利于侦察敌形；万军台为南宋咸淳间所建顺济祠的丹凤楼遗址，秦嘉楫作《改建记》描写落景说：“其地襟带江南，控扼雄胜。”“川原之缭绕，烟云之吞吐，日月之出没，举在眉睫，而冬之雪，秋之涛，尤为伟观。……楼之胜，遂冠冕一邦。”
早在倭寇入侵上海之前，洪武十九年已建有周六里的青村所域、周九里余的南汇所城和周十二里余的金山卫城。嘉靖三十六年“倭寇初离，人情惴惴，每有凤鹤之警”，又抢筑周四里的川沙、柘林两堡；并扩建府城，于谷阳门外筑成周二里的西仓域。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倭寇被赶出了东海沿海，老百姓的生活稍稍有了安定，川沙作为海防要地，筑城御倭，也就成了民心所向。于是，同年9月开始修筑川沙城，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周围共四里，高二丈尺的川沙城，终于竣工。
川沙城经过数百年的风吹雨打，几经破损，之后又多次进行了整修。嘉庆十五年（1810年）整修后的川沙城，城内有四门大街各一条，还有财神庙弄、乔家弄、王前街、饮马池等，还有水关、集贤、正阳等十五座桥，另外还有抚厅署、参将署、守备署、司狱署、二三场署、火药局、军装局和漕仓等设施。还有观澜书院、文昌宫和真武台、关帝庙等十多处庙堂。
但自嘉庆十五年后，川沙城再也没有整修过。到了民国初期，倒坍的城砖被收拾用来铺砌城内的街道了。到了1925年，川沙城终于被拆掉了，仅在东南城一段保留了魁星阁古迹，现今的城厢小学内还保存着古迹的一角城墙残迹。
据志书载，明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六团人大学士乔镗为抗击倭寇骚扰，在浦东沿海（1—9团）地区的老护塘东侧，即现今的祝桥老镇和惠南一带，开挖御寇河，抵御和防击倭寇入侵。
为方便当地乡民出行，乡民将竹子横亘河上，建了一座竹桥。竹桥地名也由此产生。
后竹桥破损，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改建石桥，题名为众济桥。
清咸丰二年（1852年），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多次重修。1952年被拆，另建的众济桥位于跨北拦马河，祝潘公路南首（今祝东村7组）。1981年因拓宽该河而改建为水泥桥。
早年的众济桥东堍（今属众济桥）开设了一家远近闻名的羊肉庄，乡人也将众济桥俗称为羊肉庄桥。此羊肉庄即孙德源羊肉馆。孙德源羊肉馆位于祝桥集镇大水桥街众济桥（原为竹桥）东堍（今属众济街）。据传，该羊肉馆始创于清咸丰年间。当年有陆姓的“小老荣”开业，烹调羊肉，肥美香酥，香闻街外。过往行人与之玩笑：“小老荣，羊肉酥完哉！”后世即留传有“小老荣羊肉——酥完”的歇后语。清光绪年间，孙关根祖辈接办羊肉馆，定名“孙德源”，保持陆姓羊肉特色，人们赞不绝口。人称祝桥食品首推羊肉，而孙德源羊肉又为祝桥之冠。
清光绪年间（1875年—1908年），“竹桥”开始被移名为“祝桥”，一直延称至今。
据《二区旧五团乡志》载：清光绪二十六年，南汇知县吴次竹和委员汪稚竹来五团检阅团练，来到御寇河畔时，对时任竹桥镇团练长的储祝钧说：“我俩的名字中都有‘竹’字，也许和竹桥有缘吧。如今竹桥已改名为石桥，叫石桥不雅，太俗。仍叫‘竹桥’，已名不符实。你储祝钧的名字中有个‘祝’字，不如将‘竹’改为‘祝’，取个谐音，也讨个吉利。人地相宜。”储祝钧笑着答应了，祝桥地名来历由此产生，清末民初，两名混用，到抗战期间才衍变为“祝桥”。
如今也有人说，“祝桥”又称“祝家桥”，系祝姓人居住此地而形成此地名，实为误传。也有人说“祝桥”是为祝贺乔镗抗倭功绩而取此名，也系牵强附会之传说而已。不过，有一点肯定无疑，“祝桥”是因建御寇河而建造的便民之桥，也是为了抵御倭寇入侵骚扰。
“祝桥”的成因与乔镗有关。今日祝桥人不该忘怀乔镗的功绩，乔镗也许永远想不到他当时所倡建的一座小竹桥，历经数百年沧桑变故，21世纪的祝桥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